沈津，安徽合肥人，1945年生于天津。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上海图书馆任职时，追随顾廷龙馆长研习目录版本之学。1992年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后任哈佛燕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现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聘专家。著有《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中国珍稀古籍善本书录》、《翁方纲年谱》、《顾廷龙年谱》等。

名家所治藏书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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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藏书家来说，在书上钤上自己的名印或收藏印记，表示曾为己有，当然另一层的说法就是“曾为我经眼”，有鉴定的意思。

藏书必有印记。后人得之著名藏书家收藏之书也是视若珍本，这一点是自古皆然的道理，也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名人效应”。宋本《孔子家语》以有苏东坡折角玉印，其书遂价重连城。叶德辉先祖菉竹堂藏书，每抄一书，钤以历官关防，至今收藏家资以考证。就拿现代的名人举例，不说党政军，就是重要文化人，如书上钤有鲁迅、茅盾、田汉、钱锺书等人的印章，收藏家必定另眼相待，珍护有加。而今天在拍卖市场上见有小名家藏印的小书，某些人也会举牌，不管是什么名目，必欲得之。

我是很喜欢看藏书印的，这大约也是职业之故。记得上海图书馆的藏书印有好几方，正方大小、长方不一，其中有二方，是请上海博物馆的吴朴所篆的“上海图书馆藏”、“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藏”。吴朴还刻有“北京图书馆藏”、“武昌徐氏所藏四库阙佚书”、“安徽省博物馆藏书”、“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藏记”、“上海博物馆所藏图书”、“一氓读书”等。吴朴在1946年就职南京总统府印铸局技正，曾为蒋介石治过印。建国后，又应陈叔通之请，为毛泽东刻“毛氏藏书”。吴朴自幼嗜书法篆刻，并拜王褆(福庵)为师，1938年悬例刻印，以补家给，时年仅十八。夫人王智珠女士，乃福庵先生侄孙女。福老晚年操刀治印事，多委吴朴为之，人莫能辨。十年动乱，不能自解，竟自戕而殁，年方四十有五。

藏书印中数元朱文最耐看。赵叔孺门下之陈巨来，以刻元朱印而驰名沪渎，刻印六十年，所治不下三万方，各方收藏家及书画名家莫不以得其治印为幸。藏书家如蒋孟苹之“密均楼”、公家如“国立北平图书馆藏”、“上海博物馆所藏青铜器铭文”、“广东省博物馆藏印”、“浙江博物馆藏”、“成都草堂收藏”皆是。在各种藏书印中，我最喜欢陈巨来一路，他刻印醇厚，精雅绝伦，真个是尽善尽美。赵叔孺赞他为“刻印浑厚，元朱文为近代第一”，当为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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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为藏书家及收藏单位刻印最多的应推王福庵了，他是西泠印社(微博)的创始人之一，平生治印二万多方。他治印也有元朱文，刀法恬雅自如，难以言传其妙，所以也深得藏书家之喜爱。1949年以前的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印”、“玄览堂藏书”，即为王氏为之奏刀。抗日战争期间，郑振铎、徐森玉、张寿镛等在沪为国家、为民族所购的善本书中不少都钤有“中枢玄览”印。“中枢”者，指中央政府：“玄览”者，远见，深察也。晋陆机《文赋》云：“位中枢以玄览，颐情志于典故。”故“中枢玄览”，寓有中央政府典藏之意。此印是徐森玉先生委托王福庵所篆。

大藏书家傅增湘的收藏印，也是请名家操刀，其中就有数方是王福庵篆刻的。我曾见有傅增湘致陈汉第札云：“弟藏书印章无当意者，拟由荣宝(斋)寄请王福庵兄为治数印，印章及文字由荣宝(斋)送去，乞公唔时代为致意，并述钦仰之忱。如来石不合用，即请其代觅佳石亦可。弟藏宋本千余卷，专待福公之章已十余年矣。今年垂七十，不可再缓，故特以相烦耳。”“王福庵近来尚能自刻章否？想亦增价，拟再求数方，以为加钤宋元本书之用。历年所刻不下数十方，合意者殊少，将来选定佳石，备得款项，祈公便中代致，得公一言，或此老较为加意耳。”“各印均请公转恳福庵先生篆刻。各印分包，皆详注明所刻文字，有专要朱文者亦标记，其未标朱、白则请其随意刻之。闻润格昨年曾经改定，每字大约八元，今以字数稍多，须用钜款，不知可以稍予折扣，乞公便为探询，如涉勉强，即可不必也。茲先奉寄支票伍百元，烦公取出先行致送，不足之数，更先赐示，以便补呈。北方刻印绝少名手，且福庵年龄渐高，趁其精力尚强，故多求数方，如此人才，此后亦正未易得也。”仔细读读，真可以读出点意思来，看来傅先生年岁大了，有点迫不及待之感，而且他的藏书，似乎只有宋元本才有资格享用王印，王印也不是那么容易求的，更何况润酬之高？

又如曾任上海中央银行稽核处长的陈清华(澄中)，他的藏书也了不得，昔年存于沪者，我曾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全部经眼，他的藏印有十八方，其中多方如“郇斋”印，即为王福庵所刻(田黄印)。王绶珊“九峰旧庐珍藏书画之记”、郭辅庭“潮阳郭氏双百鹿斋辅庭藏书”等也是王福庵的铁笔。王福庵《福庵藏印》六集二十四册、《麋研斋存印》不分卷二十册的稿本今存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曾写有书志，里面即有不少藏家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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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周叔弢，现代最为重要的藏书大家，他的藏书印约有三十余方，多为童大年、王福庵、周锦、刘希淹、唐源邺等人所篆，也有数方为吴昌硕、陈衡恪、许保之、齐白石所治。童大年，字心庵，篆刻家，早年为周刻“周暹”、“曾在周叔弢处”、“建德周氏藏书”及“自庄严堪”等印。周锦，号恧厂，为周之堂弟，喜治印，曾为周刻印数十枚，周辑有《恧厂印存》。刘希淹，字叔文，为周之至交，善治印，曾为周镌“弢翁珍玩”、“双南华馆”、“东稼草堂”等。唐源邺，号醉石，精篆刻，工汉录，曾为周氏刻“寒在堂”及“孝经一卷人家”。王福庵为周刻有“周暹”、“弢翁珍秘”等。

吴昌硕是书画大家，也是篆刻家，刘世珩的“曾经贵池南山村刘氏聚学轩所藏”，就出自吴手。其他如童大年刻“闽县陈氏赐书楼五传长物”、韩登安刻“南京图书馆藏”、“浙江博物馆藏”、罗福颐刻“湖北省博物馆(微博)”、叶潞渊刻“安徽省图书馆藏书印”等，都是名家所为。

还有一位大学者罗振玉，也是篆刻好手，只不过他对学术界的贡献太大，而此种雕虫小技就不大会提了，我知道的如杨守敬的藏书印“鄰苏室”，即为罗1892年所篆。董康的“董康宣统建元以后所得”、又王国维“王国维印”、“静安”亦罗氏所为。罗振玉自己的“大云精舍”、“殷礼在斯堂”、“雪堂珍秘”、“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即是其早年之作品。而罗氏的部分印章也为友朋所篆，如赵叔孺刻“罗振玉印”、“罗叔言”、“臣振玉”；张樾丞刻“贞松老人”、“罗振玉”、“上虞罗振玉定海方若武进董康陶湘陶洙同审定”；容庚刻“罗振玉叔言印信长寿”。

细读钤在善本图书上的藏书印，不单单就是几个字而已，而是随书垂之久远的，而且这些篆刻家的作品，都是经过几十年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濡养，正因为有了长期的理论与实践的积淀，方能达此印风与境界。

以书为礼贺寿辰

为人祝寿，最普通的就是赠送礼物，而礼物中也有善本书在内。有人以为送书不吉利，因为“书”的谐音是“输”，但是有人不信这一套。1931年，大藏书家傅增湘六十生日(他为自己写了一本《藏园居士六十自述》，七十岁时，又写了《藏园居士七十自述》)时，他的一位也是收藏家的朋友朱文钧，以宋刻《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三残本(今存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元刻《续通鑑》残本两卷作为礼品相贻。

《册府元龟》是宋代大类书之一，一千卷的煌煌钜编，传世的宋刻本，都是残帙。傅增湘生平所见此书宋刻共一百三十卷，都是内阁大库所流出者。傅先生藏有六卷，当年傅的统计是，合公私所藏与皕宋楼旧有者，去其重复，其存于今日者共得五百九十四卷，计全书十分之六。民国间，涵芬楼曾有彙集宋本印行之议，仅影成底版，遇变輟工。

《续通鑑》是元至正二十一年顾逖刊陈桱撰《通鑑续编》二十四卷，此书世行者多明刻本，而元刻乃绝罕见，惟孙星衍《平津馆藏书记》有之。朱氏赠本为卷十七至十八，多记高宗、孝宗两朝事，卷端鈐有“都省书画之印”，卷末有“礼部评验书画关防”长方朱记，亦元代官印。此残本的为元刊元印，而且又是公文纸印本，其纸极坚韧，纸背为元代江苏崑山县钱粮册。众所周知，在宋金元明刻本中，用公文纸印书者绝少，故以稀为贵。此书亦辛亥后，自内阁大库散出，虽断珪零璧，亦为珍物。朱氏于此书有跋云：“余蓄之已十余年，今以持寿藏園主人，轻塵坠落，知无当于高深，然亦唯区区之意云尔。”今此两卷则不见于它馆著录，也不知花落谁家。查诸《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此公文纸印本今仅存四卷，为卷一至四，前二卷，藏北图，后二卷存上海博物馆。顾逖刻本全帙今存两帙，分藏国图、南京图书馆。又有元至正二十一年顾逖刊明修本一部，北图、上图等四馆亦有入藏。

朱文钧(1882-1937)，也是收藏家，其“六唐人斋”收藏的典籍有10余万卷(册)，其中汉唐碑贴善本700余种，多属罕见之秘本，他藏的宋本中就有《李长吉文集》四卷、《许用晦文卷》二卷和拾遗二卷、《孙可之文集》十卷、《司空表圣文集》十卷等(1952年，朱的后裔承其遗愿，将所藏全数碑贴捐献故宫(微博)博物院，宋本等均藏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

但朱氏赠于傅先生的不是某书之全帙，而是《元龟》的残卷，他是聪明人，是深知傅先生喜好的，就以《元龟》来说，册府者，藏书之地也。元龟者，大龟，古代用于占卜，引申为可作借鉴的前事。元龟亦为吉祥语，朱赠之有“古籍多寿，亦借祝修龄之意。”故傅先生得之，兴奋之至，有“一瓻之惠，未忘于怀，连璧之珍，忽接于目，欢喜赞叹，不忍去手”之语。这说明，傅先生也是识货的，虽然是残本一卷，但这样的礼物，傅先生以为远比那些金玉珠翠、殊方异物、山珍奇卉要珍贵。也确实是，而今国内所藏《元龟》最多者为国图，存二十五卷(其中有二十卷是朱氏所捐赠，而朱送傅的卷483也在内)。北大馆存一卷。上图存七页。所以说，对于当年内阁大库散出之物，不仅仅是残卷，即使是残页，也是难得之极、罕见其有。

筹建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创办北京京师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的缪荃孙，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中国近代教育事业的先驱者，也是目录学家、史学家、方志学家、金石家。他七秩开庆，有朋友取宋刻本《甲申杂记》一卷《闻见近录》一卷(子部杂家类，有清盛昱、樊增祥跋，今藏北京中国图家图书馆)为寿，亦为一时佳话。

还有一个用残页作贺礼的例子。1943年8月14日，叶景葵七十寿辰，友朋多人燕贺。其中徐森玉以内阁大库宋元本散页为寿礼。叶是现代重要藏书家之一，曾为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董事长、中兴煤矿公司董事长，晚年推却庶务，专心搜罗文献，与张元济等创办上海合众图书馆。徐是文物界大佬，是周恩来、郑振铎所称的“国宝”级人物，赠“宋元本散页”，也是深知叶之喜好。

当时寿叶景葵者，还有一位顾燮光。燮光(1875-1949)，字鼎梅，号衤崇癯，浙江绍兴人。廪貢生。清末供职京曹。辛亥革命后，隐于商，又主持上海科学仪器馆。醉学新学，笃好金石考订之学，善书画，收藏金石碑帖甚多，家有金佳石好楼。著有《非儒非侠斋诗文集》五卷、《衤崇癯杂著》、《河朔访古随笔》等。

顾氏送的不是书，而是碑帖。这一年的七月，顾燮光为送寿礼，还真是煞费苦心。最初他准备了甲乙二套方案，但后来不能成立，于是又再陈新甲乙两案。甲案为：送碑帖，即《宝贤堂法帖》十册，未裱；《玉虹楼帖》十二册，已裱；《澄鑑堂法帖》，未裱；《抚古斋法帖》。乙案为：送书，乃《人寿金鑑》，六册，嘉庆仿宋白纸初印；《万山纲目》八册，红印本；《五百家韩昌黎集》十二册；《蠛蠓集》四册，民国宣纸印本；《江苏浙沿海险要图说》二册。

直至八月初，顾燮光才定下贺礼为碑帖，他在这几种碑帖之外，又增加了《渤海藏真》一部，此帖石在太平天国战争毁去，故拓本流传甚稀，又《灵飞经》一本，字体未损，系道光以前所拓。至于《宝贤堂法帖》、《澄鑑堂法帖》，都系燮光先祖所遗，道光以前拓本。《玉虹楼帖》、《渤海藏真》则光绪间顾在冷摊上所收得，亦咸丰以前拓本。现在徐森玉所赠内阁大库宋元本散页及顾燮光的这几种法帖都由上海图书馆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