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日，免费领票的观众流水般不间断地进入北京国家博物馆，通过层层安检后，站在大厅的人大多有点茫然，无人引领，他们此时还没有真的走进博物馆。

大多数人走马观花，一小部分人对照着资料来找珍品——多半是古玩爱好者，只有极少的人知道去服务台租一台语音导览器。假如不凑上前去细读展签，大多数观众可能并不认识展柜里的艺术品。有一位母亲尝试在每一段文字前停下来，读给女儿听，但是小女孩似乎对这些书面语表达并不感兴趣。

下午1点半，义务讲解员张鹏走进3楼的青铜展厅，站在紫龙鼎的展柜边，这位做了9年博物馆志愿者的小伙子看了一下时间后把手机装进西装口袋里，自信地说：“一会儿开始讲了就会有很多人。”果然，5分钟后他身边聚拢了15个人，半小时后他已被57个观众团团围住。

“导赏员最高兴的就是越讲越多人，越讲越少人你就往地底钻好了。”在香港做了19年导赏员的徐志宇说。

无论在香港还是北京，都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志愿者，把欣赏艺术这一孤独行为变成了社会行为。

香港艺术馆最近一次扩招导赏员已经是六七年前的事了。训练一批新人至少要半年以上，花费很多人力和物力，而且目前在册的导赏员已经有100多人，有人精心准备，一年也才能讲上一两次，所以艺术馆只是记下有意愿来服务的人，留待日后联系。

严格说来，导赏员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个爱好。在内地，做义务讲解员的门槛也并不高，主动报名，经过面试、培训和考试就可以上岗了。考核标准是看服务时间是否达标——每年25次40小时。不能坚持是大多数人放弃的原因，“有一个博物馆累计招了800多人次讲解员，现在在册的就100多人。”张鹏说。

导赏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是上了年纪的人，二是学生，中间人群很少。张鹏是从学生干过来的，现在属于很少的中间那类。他有一份国企正式工作，但是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了做讲解上。“我现在为三家服务：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和世界艺术馆。”只要一有空，他就预约到博物馆服务。

1993年，徐志宇第一次做导赏员，1996年，他当选香港艺术馆的最佳导赏员，此后的16年中，他有10年获得这一殊荣。“2011年才拿第十趟。”徐志宇骄傲地说。

徐志宇是导赏员中的佼佼者，胸中总有一股对艺术的热爱不吐不快。40年前，他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我找工作时找过两个博物馆，但是都没有挑到我。1993年香港艺术馆要扩大导赏服务，我知道之后就马上就来参加了，做到现在我是留在这里很长时间的一个人了。”

和他一样，张鹏也是一个得奖多多的好讲解员，2009年12月底，他参加全国讲解比赛拿了第一名，后来陆续得了不少奖励。

徐志宇读艺术出身，而张鹏的专业是法学与社会学，他们背景、经历迥异，年龄相差悬殊，却都热衷于传播艺术，为公众服务。无论在香港还是北京，都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志愿者，把欣赏艺术这一孤独行为变成了社会行为。他们中有人给观众知识点，有人给观众思辨，有人仅仅提供一种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就够了，所有这些都是真诚的、美的。

他至今仍记得在旧金山听过的一次导赏：导赏员提出一个问题就停下来，让观众思考，然后回答，再讨论。话题越讲越远，但比演讲式的导赏有意思得多。

导赏员这个称谓源自拉丁文docent，在国外大多由志愿者担任，如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更把对公众的服务整个交给1200人的志愿者队伍。

“博物馆偏重知识，美术馆偏重和美术相关的表达。”央美美术馆馆长王璜生说。通常，央美美术馆的导赏员由美术史论系的学生来义务担当，但2012年3月开幕的“阿涅斯·瓦尔达回顾展”，美术馆采用了一种创新的导赏方式——将瓦尔达培训导赏员的原音录下来，配上中文翻译，制作成语音：“观众听到艺术家的声音，这种导赏给人最真切的体验。”

导赏并不仅仅是介绍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的简单任务，它也是帮助观众和艺术家以及艺术品交流的媒介。“导赏应该引导观众去明白一个东西，艺术有很多角度可以讲出来，你要引导他去看去想，让他自己发掘出来他看到什么，想到什么，这个最重要。”徐志宇说。

他至今仍记得在美国旧金山听过的一次博物馆导赏：导赏员提出一个问题就停下来，让观众思考，然后回答，再讨论。话题越讲越远，但比演讲式的导赏有意思得多。“导赏员可以讲的东西很广，你从反面的角度来讲，只要有道理有根据，观众一样得益。”

“2011年这个时候，来了一个展览叫‘卢浮宫的复制品’，那个展览除了米开朗琪罗作品，没有我喜欢的。我在导赏时说，一个好的老师，最重要是教他的学生停在哪里。讲完之后，有一个观众跑来跟我聊，她说你刚才讲的那句话我很有感触。我想这就是对观众很好的导赏。”徐志宇回忆说。

徐志宇不喜欢照本宣科式的导赏，他更多地是把自己的观点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观众听到的不是展品简介，而是一位跟艺术打了40多年交道的长者的经验之谈。

“有人讲过，为什么每一年都是大概这几个人拿最佳导赏员奖？我觉得我是受之无愧的，如果我没有信心或者不想花时间，我就不讲，可是如果我讲一定是很认真的。”

正在香港艺术馆展出的吴冠中展览，其实一年前就已展过，徐志宇对其中展品熟得不得了。这次艺术馆再精挑一部分展览，可是他还是要再备课。“重新看看讲的东西，有时有一个小小的疑点，我也要查资料澄清它，不能讲错。”

“一次讲解就把一个孩子对世界的一些认识和看法改变了，这个远比看着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变成很多人带来的成就感更多。”

2012年2月，香港艺术馆举办“神禽异兽——大英博物馆藏珍展”，来看展览的小朋友很多，导赏员遇到了大难题，很难抓着他们的注意力一路讲到尾，多数情况下，才走到一半，导赏员身边就一个孩子都没有了。

2012年3月，旅行中参观巴黎蓬皮社艺术中心的周春芽在新浪微博上记录下了一个让他深受触动的跟孩子谈艺术的瞬间：“老师站在法国画家苏拉奇(Soulages)的画前给学生讲：‘这是一堵黑色的墙，它隔断了人们与世界的联系，这是多么可怕，但是艺术家在黑色中留了很多白色的口子去沟通这个世界。’这种教育方式26年前在欧洲就时常可见，今天依然。”

9年来，张鹏在为孩子讲解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乐趣和成就感。逐渐地，他把讲解的目标主要定在孩子身上，如果听众中有小朋友，他一定以小朋友为主。张鹏甚至开始尝试着私下组织了几个为孩子讲解的项目，比如按照不同的主题来介绍故宫的历史、建筑、藏品等。“我享受的部分就是，给孩子讲完之后，能对他以后看待这个社会，认识周围的人有帮助。”

为孩子讲解艺术，使他体验到做义务讲解员的最重要乐趣。“我曾到北京农村为孩子做讲解，后来其中一个孩子考上了师范学校，经常会给我发短信说，我今天又去聋哑学校去帮别人了，我正在去陕西省历史博物馆的路上……一次讲解就把一个孩子对世界的一些认识和看法改变了，这个远比看着一个人变成两个人变成很多人带来的成就感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