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说“无条件批评”这个意思，缘起已多日，但都跟“吕澎”这个名字有关。最先的缘起是鲍栋的一句话，他在《改造历史》青年批评家论坛上针对近期潮起的批评“吕澎写史”这事，说：“真正能构成批评的，是你自己写一部，否则的话那种批评肯定是不够分量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真正尊重吕澎先生写作的，得采取批判性的角度再写一部艺术史，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记得自己还因此写了一篇《批评仅居于艺术权力生态之一环》杂感。同是参加该论坛的赵子龙还有这样一句话：“我们看到今天很多批评家已经无法贡献自己的价值观，而是依靠抨击别人而获得存在感。”我在赵子龙博客专对这句话作了留言：批评家不一定是“贡献价值”的，专业批评家之外的批评之众更加不是；当然还得看怎么理解“价值”，怎么说批评本身都是有价值的；如果是指那些贡献理论体系、思想体系的大家，可能是思想家、理论家、哲学家等等，但好像批评家也怎么都轮不到，因为那不是他们的主活儿；进一步，中国有几个“贡献价值”的“真家伙”？那还不允许他们干点“批评”的活？

我对那样的句式持保留意见，是认为其意思里有“要批评，（最好）如何如何了才……”的条件预设：比如要能“写一部艺术史”、“贡献价值”。这样一来，“众声喧哗”中，很多声音就会觉得自己像犯了贱，底气就不足了，而“权力”、“权威”在条件预设下，自命不凡，藐视批评，不能持好在真理、真相面前平等交流的态度，进而将一种坦诚相待地促进事业发展的良好舆论氛围贻失汰尽。

同样道理，比较起鲍栋、赵子龙那还算语气平和的“条件预设”，作为被批评者的吕澎先生，“条件预设”得更具体更决绝。这就是第二次缘起，在尔后接受赵子龙的采访中，吕澎有一番话让我大吃一惊，听者如我，即使吕澎不亲自用“知识分子这个词在今天这个社会里没有用，这是骗子找到一个说辞”、“这个时代其实是没有知识分子的，一个都没有我们真正所说的那种知识分子”的语气宣告自己不是知识分子，我也会想想“吕澎可能真不是知识分子”这问题。在被提问“对民间、底层的看法”时，吕澎在“任何都是相对的”地“模糊概念”之后，反过来非常“具体地”说了这样一番（提议）话：“还不如把你家里的资产分一下，每个人发十块钱就拯救了他们一天……把你家的钱全部给一百个矿工。”果真“不把钱先分出去”就不能批评、讨论相应问题吗？！“批评”与“给钱”是两件必然重叠、可比的事吗？什么是知识分子至而公共知识分子的职责？什么是政府职责？什么是民间相关组织的职责？什么是个人职责？在这等等系列问题的思量之下，我甚至担心身为“艺术史家”的吕澎如何去厘别精神与物质、利益与意义等问题，就像我曾担心他那个《只有物理呈现的思想才有价值》的文章题目是否已经武断地宣判那些务虚的“思想”家的“应该”死亡一样。

现在，让我决定续写这个意思，是吕澎先生把更苛刻的“条件清单”专门开给了“等待”着的王林先生。面对王林的批评和质疑，吕澎不是务实、用心地答疑，而曰“没有兴趣回答你的任何问题”，笔走偏锋却另硬生生给王林“开出条件”多达6项。我细读一下，这些“条件”有的不是王林批评文章中提出来的内容，有的条件是王林一辈子可以不必做的，有的条件甚至恰好与王林的意思相反，比如第4条“不依赖任何投资或者赞助策划一次展览”，简直就是“无赖条件”，话与“有本事从这楼上跳下去看看”无异，何况王林明白无误地已经明说自己并非简单反对“市场”、反对“致富”。奇怪的是，面对王林提出的“买断”、“证据”等具体问题，吕澎为何一字未着？难道批评批到痛处就可“无赖应对”？吕澎是能人，这点毫无疑问，但能人恰好就是批评的对象之一，如王林这样的“专职批评家”也要“提条件”，那还谁能批评？这是知识分子应持的探索真理的态度吗？

是，正是在“态度”这一点上，两相比较，我先投了王林先生亦在采访中表白了的态度一票。王林先生一句“批评家回避问题，是因为利益，不敢站出来直面问题。不能直面问题的人本身就是问题，就有问题”，正是王、吕第一回争论中我表达观点的文章《正视问题，直面责任》之题意。退一步，如果被批评者无诚“正视问题”，次策可以保持沉默，而非“耍脾气”；事实上，有些问题，即使“批者有意，听者无诚”，却或可“读者解决”的——比如审度“历史公正”的问题。自觉的读者不会喜欢“陈词滥调”，这一点绝可放心。王林“如果没有对于真实和真理的追求，要批评干嘛呢？……如果批评都是安全的、稳妥的……批评还是批评吗？”反问所表达的态度，我认为不是吕澎批评的“张嘴信口开河和在学术的托词下夸夸其谈”，而是有着针对特定批评现状的现实意义，而且，以王林作为批评界代表者之一、年长者之一的身份，还身体力行、以身作则，这样的榜样意义哪会落空、务虚？吕澎需要“个案”，王林自身就在自我完善一个活生生的个案，是隔下代批评家要好好面对的“个案”。王林谦言自己愿当“失败者”，实际他正在成为批评家中的“成功者”，即使他仅仅是职归原位而已！

这几年王林的“老来俏”，以及类似的批评力量亮相，他们合而形成的明流、暗流，已经形成了对艺术界各“圈子”的分流，细心观察便可明察，艺术界已经较于早几年而不是利益齐统天下、市场万岁的“艺术圈”，这当然正是仅仅围绕着“物质力量”、“物化人物”的人不高兴的，这如果也是像当年的“市场化”那般的“历史必然”，这“不高兴”又何所谓呢？或者，批评至而促使被批评对象被迫或主动调整行事标位，则不更是幸上之幸吗？

所以，很有必要再回到我认为王林正是“职归原位”这个事实上，即使吕澎真能“提条件”抑或我能“提希望”，也必须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王林是谁？也许在众人眼中，王林先生可能有教师、策展人、诗人等等身份，但考察王林纵横艺术界多年来的所作所为，特别是著文、著作、任职，我更认为王林的主职是“批评家”，否则他参与发起并轮职的那个组织就应该叫理论家年会、艺术史家年会什么的。关于这一点：第一，“批评家是谁”、“批评家的天职是什么”等问题，正是干着这个工作的王林及王林们已经努力解说、实践的问题，大家可以评议、再定义；第二，我希望吕澎先生及像他一样的人“无条件”承认这个事实。说明此两点的用意在于：第一，最好吕澎千万别给王林“提条件”、“下任务”“也写一部艺术史”，即使真写成了，他的史著也会像吕澎的一样必引争议、批评，因为就像既然吕澎是“艺术史家”却为何又是“艺术经纪人”，王林这么多年来确实不只是一个“纯粹批评家”，要证明一部艺术史的公信力，就与证明一个批评家、艺术史家的公信力一样，往往正需要独立于利益之外的对理论、史实的尊重；第二，如果我能“提希望”，那就是“王大哥您就像这几年这样大胆地往前走”，如果说“个案”，王林新近已经做出“批评许江”、“批评潘公凯”、“批评吕澎”、“批评北京叙事”等等成功“个案”，王林继续要做，或者真也有心完成吕澎提出的“个案”任务，我希望他别做出那种唱赞歌式“个案”，因为王林自己都知道了这不是批评家的“本性”。

对职责“知道了”，换一句话说就是作为批评家，只有他自己能给自己“提条件”，而且条件越苛刻越好。遗憾的是，中国的现实，恰好缺乏制度环境去约束每一个有职位的人严格按身份条件去履责。为什么批评家主要是商业利益代言者？为什么艺术史家又是利益经营关联人？为什么艺术家又与政治权力合谋共营？为什么展览规则往往只是展览方、策展人单方面甚至强制性地制定“游戏规则”？……凡此种种，按理吕澎是明白并通过史著或论文加以揭示、阐述的，但在王林提出“证据”、“买断”质疑后，他为何反而给王林提“写出调查报告”的条件？难道批评家批评“拍卖作局”、“艺术史操作”、“展览规则猫腻”等非要像公检法那样“卧底调查”、“紧握证据”？

在我们得现实里，你还不能像“红杉军”那样反过来给权力开条件说“不行下岗，我们另选人”，更多的时候，你是连“批评别人的条件”这一条也是没有的，所以，所幸仅是：不过“艺术圈”而已，不过艺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