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19日，国家博物馆与上海博物馆合作举办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在上海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最大亮点无疑是“海内三宝”（晚清收藏界对于当时所见体量最大的三尊大鼎大盂鼎、大克鼎和毛公鼎的美称）之二的大盂鼎和大克鼎。这两尊大鼎之所以闻名海内外，除了自身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艺术价值外，还要归功于晚清大收藏家、官至工部尚书的潘祖荫。名人收藏家的加持，以及其辗转流传、捐赠保护、悲欢离合的历程，为两鼎增加了更多的附加价值和传奇色彩。

其实早在2004年，上海博物馆就曾经联合国家博物馆举办过两鼎的“合璧”展。彼时的展览实则是为了庆祝大鼎的捐赠者、潘祖荫孙媳潘达予先生百岁寿诞，以此表达对于国宝守护者的敬意。今次二度合璧，也是前缘再续，必成佳话。

大盂鼎 西周康王（公元前11世纪中叶） 高101.9厘米 口径77.8厘米 重153.5千克

大盂鼎比小盂鼎小？

学术界对于有铭文青铜器的命名有一条基本原则，即器主名+器名。如在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出土的著名的墙盘，定名根据便是器主名“墙”、器物是盘。多数情况下，器主名前会带有职官或族氏，如墙盘又称史墙盘，就是因为墙在周为史官。器主名缺失的情况下，器物便以作器的对象名称命名，如司母戊方鼎，即为庙号为戊的女性先人所做的方鼎。然而，考古学者经常能够遇到同一个器主的不同青铜器，于是学者们便用作器时间来加以区别。如西周中期的七年趞曹鼎和十三年趞曹鼎，五祀卫鼎和九祀卫鼎，西周晚期的四十二年逨鼎和四十三年逨鼎等。

藏于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和它的“兄弟”小盂鼎，同在清道光年间出自陕西岐山礼村。前者铭文的纪年是“廿三年”，后者则是“廿五年”（也有学者认为是卅五年）。那么，根据青铜器定名原则，两器应该分别称作“廿三年盂鼎”和“廿五年盂鼎”，而事实上学术界却沿用了最初的定名，即用大小来区别同一个盂所做的两尊青铜鼎。这是为什么？

常见的说法是，“廿三年”盂鼎体量较“廿五年”盂鼎更大，正如大克鼎与小克鼎那样。体量的大小成为命名大小盂鼎的标准。但是，出土后不久，小盂鼎便在利欲熏心的猎奇者手中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只留下了几幅漫漶不清的铭文拓片（据陈梦家先生的研究，见于著录的小盂鼎拓片出自罗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私人收藏原拓者有陈介祺、于省吾以及山东日照发现的两拓）。而最初的著录者也没有记录小盂鼎的尺寸和器型、纹样，使得我们无从比较大小盂鼎的体量。

然而，就目前所能见到的两器铭文拓片来看，大盂鼎铭文共计291字，小盂鼎因为锈蚀太重，人们仅能够辨认释读100余字，但推测原铭有400余字。从字数来看，小盂鼎铭文远多于大盂鼎。尽管前者字体较小，但其庞大的数量必然需要更大的腹壁空间，因此不由得使我们对两器大小充满疑惑。近来有学者发现，清末山东潍县收藏家陈介祺在一封写给另一位著名藏家吴云的信札中有这样的语句：“大盂鼎容八石，小盂鼎容十二石。”（见《簠斋尺牍》）如前所述，陈介祺藏有小盂鼎原拓，而作为海内闻名的藏家，陈氏应当见过原器，甚至可能亲自测量过其容积。根据两器容积可以想见，小盂鼎实际上要大于大盂鼎。

因此，最接近事实的是，大盂鼎因铭文字体较大而得名为“大”，小盂鼎则相反。这也成为青铜器命名中最独特的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