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文俶《花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明）文俶《金石昆虫草木状》插图及红笔标注

妻子的一手好画，让赵均爱不释手，不仅经常为文俶的作品题字，还不介意文俶的画名传出家外，具有一定的市场效应，以至于文俶名声之大，“远近购者填塞”，甚至文俶画扇时为防庸者涂抹作伪，会在扇子的两面都画上画，但也因此不可点染过重，反而让清新画风更加凸显。钱大昕有《题赵文俶水墨花鸟册》曰：“石上灵芝竹外梅，离奇疏瘦了无埃。天然一种烟霞秀，似带寒山面目来。”

虽然文俶的画远未到名家宗师的程度，但她在女性的细腻柔婉之外，光风霁月、淡雅天真之貌颇合文人画审美——“虽徐熙野逸，不是过也”，如此之高的赞誉和推崇，不仅求画者络绎不绝，各家名媛也争相求教，以成为文俶弟子为荣。文俶弟子中最优秀的是周淑祜与周淑禧姐妹，她们的画作也有“工画花鸟，在徐熙、黄荃间”的赞誉。毕竟在此时，绘画的自由既然来自男性的给予，那么标准自然也以男性文人推崇的文人画为准，就像有人评管道升的《山楼绣佛图》：“又似公孙大娘舞剑器，不类闺秀本色，奇矣！奇矣！”特定环境与背景的限制让她们必须遵守被施加的女性规范，但才情若想出众又必须跳出闺阁风范，依附于文人的审美来表达，就是如此矛盾的事实构成了彼时女性极其难得的展现才华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