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神演义》里有个一出场就领盒饭的大臣鄂崇禹，看似不起眼，但在小说中，其地位颇高，能与周文王姬昌平起平坐。在商纣朝中，姬昌是西伯侯，纣王王后的父亲姜桓楚是东伯侯，而鄂崇禹是南伯侯。《封神演义》是明代小说，它以商末周初的历史为背景，提到的很多人物原有所本。姬昌不必说，南伯侯鄂崇禹、东伯侯姜桓楚，其实就是《史记》《战国策》中提到过的与姬昌并列三公的鄂侯、鬼侯。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史料中，鄂侯似乎都存在感不强。但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仍然暗示着，在商纣时期，鄂侯已经是顶级诸侯，其代表着不可忽视的一派力量。

纣王虽杀掉了鄂侯，但远未能消灭鄂侯背后的政治势力。湖北如今称“鄂”，可见鄂侯遗产至今仍余绪不断。只是鄂侯被杀之后，“鄂系”情况失载于史册，其历史不免云山雾罩。幸而，文献中虽无“鄂”，甲骨文、金文中却有“噩”，二者相通。新世纪以来，豫南鄂北一带出土了几批带铭文的青铜器，让噩国的面目日渐清晰。上海博物馆近期举办的“汉淮传奇——噩国青铜器精粹展”汇聚了与噩国相关的诸多关键性器物，意图让观者充分领略那一度被人们遗忘的诸侯国。

噩国去脉

乍看噩国青铜器，可能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尽管不少青铜器都带铭文，但那文字似乎过于简单，都是五六个字的，如“噩侯乍（作）寶尊彝”（图1），除了能确定是噩侯的东西，仿佛什么也没说。但是当青铜器与出土背景相结合，诸多细节透露出的信息值得玩味。

图1噩侯鼎铭文

2007年，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的一座西周早期墓葬被考古工作者发现。这座墓葬出土了青铜器27件，其中20件青铜器带有铭文。很多铭文虽然内容简单，但多数有“噩侯”字样。尽管墓葬受到了盗掘者的扰动，但武汉大学张昌平教授经研究指出：墓葬出土青铜器造型风格较为统一，对比材料可知，时代当为西周早期；铭文内容、字形也较为一致，表明各青铜器所提到的噩侯当为同一人。这一观点已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认可。

噩国一国之君的墓葬，所出青铜器呈现明显的西周早期风格。这一情况暗示着，纣时鄂侯被杀之后，噩国并未消亡，西周早期时其国仍在。尽管各类史料留白甚多，但我们大可推测，鄂侯被商纣所杀，可能大大促成了噩系势力与周人联盟。彼时周人核心区在陕西宝鸡一带，居于西；商人核心区在河南北部一带，居于东；而噩国在湖北北部一带，居于南。周、噩联盟，便可形成对商人的夹击之势。虽然人们历来知道噩国位于南方，但其具体位置不详。噩侯墓葬出现在湖北随州安居羊子山一带，这为探讨这股重要力量的确切活动据点提供了依据，推动了学界对以往争讼已久的噩国地望的认识——西周早期噩国的核心区域应当距离国君之墓不远。尽管铭文提供的信息有限，但寥寥几字，提供了探索噩国时代和核心区域的新线索。

噩国地望浮出水面，其受到商人、周人重视的原因也便更为明晰。据两件涉及周昭王南征的青铜器铭文载，周昭王南征荆楚之前，先行派出大臣至南方各国进行准备工作，曾“在噩师次”，即在噩国军队驻扎。昭王南征这一事件表明，商、周时期，以黄河流域为统治中心的王室对长江流域的控制并不稳定。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随枣走廊是天然而成的重要通道，而噩国、曾国恰扼守此地。因此噩国的战略定位不言自明，无论是商纣封鄂侯为三公之一，还是周封噩国，其用意均在于控驭南土。

尽管商王、周王对噩国均重视有加，但稍有不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便会有所暴露，酿成冲突。前有商纣“脯鄂侯”，将鄂侯杀掉做成肉干，后有西周晚期噩侯驭方叛乱。关于噩侯驭方叛乱，展览中的两件青铜器（图2、3）铭文所记的事件呈现出戏剧性的转折。前一件噩侯驭方鼎有86字铭文，记录了周王南征之时噩侯驭方与周王的一番亲近——设宴款待、互相吹捧、宾主尽欢、铸鼎纪念。后一件禹鼎208字铭文，则记录了噩侯驭方叛乱，周王先败后胜，虏获驭方。在展览中先后看到这两件器物，仿佛按下了历史进程的多倍速按钮，恍然间有前一秒惺惺相惜、后一秒反目成仇的感觉，让人不由唏嘘西周晚期的风云变幻。而噩国的故事于此，似乎再一次地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