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书谱》的理论价值

从《书谱》中所提出的书法创作理论来看，孙过庭对书法的本体论、书法的发展观、书法的创作论、书法的风格论等几大方面进行了充分的阐述。

就书法的本体论而言，孙过庭明确指出了书法既是记录语言、阐明文字的工具，也是具有表情达意和礼乐教化作用的艺术载体，将过往混淆在一起的两种书法的功用区分开来。孙过庭认为，欲使书法达到抒发性情的境界，所必需的重要条件之一，便是创作者的心性跻身极高的审美层次，而要实现这一点，最直截了当的方法则是“宗匠”，即效仿王羲之。在孙过庭眼中，羲之书风虽为一门，但在不同作品中，为迎合旨趣，风格呈现却是千奇百变、瑰丽多姿。在学习王羲之的后世书者笔下，王羲之书风可为其所用，在不同的颜色性情驱动下，变换作千姿万态，成就自己的风格。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孙过庭认为，王羲之作为书史上的一座高峰，站在这位巨人的肩膀上，方能有所成。

在此基础上，孙过庭将书法的抒发性情之特性与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相联结在一起，借先贤大哲之论，从混沌中将书法艺术创作的自觉性揭露出来，强调书法艺术的写意性、哲思性，是为里程碑式的论断。另外，孙过庭还对字体与书法艺术的关系、书家对于书法艺术的意义等先前空白的领域进行了阐释。在书法学习的整体观方面，他认为学书要做到“兼善”。正所谓“熔铸虫篆，陶均草隶”，以此才能实现触类旁通，融会贯通，理解文字书写与万物相通的奥义。在书法评判的方法论方面，他对钟繇、张芝、王羲之、王献之等书史上极富代表性的书法家进行举例分析，深度研习他们的不同作品，精辟概括了一套系统化的评判标准，历史性地引入了对于书家性格、习书年龄、学书态度、品质修养等相关因素的考量。

就书法的发展观而言，孙过庭倡导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质”与“妍”的变化。南朝书家盛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的言论，认为“妍不逮质”——“四贤”中钟繇、张芝质朴、古拙、雄浑的书风要胜于羲之、献之妍丽、秀美、清逸的书风。对于这一观点，孙过庭在《书谱》开篇，便纵观千百年来书法艺术的发展规律，一扫前朝荒秽。他认为时过境迁，不同的历史环境可以催生出各放异彩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作为时代的反映，“质”与“妍”的关系伴随历史发展时代潮流而不断发生变化，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只不过是时代发展审美风格转换下两种不同的结果，正所谓“质兴妍易，物理常然”。他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向上发展的，学书者切忌食古不化，而要与现实条件相应和，在效仿好前人法度的基础上，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而应积极创新，拓展进取，以求“违而不犯，和而不同”的境界和“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方法，以此方能指导进步的创作实践。

就书法的创作论而言，孙过庭认为创作构思要实现物我融合，而在书法的学习过程和创作条件方面则分别提出了著名的“三时论”和“五乖五合论”。从孙过庭的视角来看，书法的学习积累几乎需要穷尽一生的精力，方能达到融通的境地，为实现这一目的需要对规矩章法进行千锤百炼的规训磨砺，只有将法度熟化于胸中，才能实现“精熟”于手，心手无间，游刃有余，从心所欲，以求“人书俱老”的境界。“五乖五合论”则就偶然兴发的创作提供了具体条件参考。在“时”、“器”、“志”三个方面的理解，孙过庭格外重视主观因素的“志”，认为其在三者中需占得头筹，这源于书法的艺术性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创作者对个人情感的抒发，书写者饱满充沛的精神状态于一幅成功书法作品的创作来说具有决定性作用。所谓“得器”就是“纸墨相发，四合也”。“得志”说的却是创作活动过程中愉悦自身的体验，和创作结束后心理层面的成就感，以及作品达到预期甚至超乎预期的效果，带来心灵情达。这其中的书学观饱含了孙过庭的审美理想与人生价值观，泯规矩于方圆，内化情感、知行合一。大而言之，“得志”也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不是漫无边际的放肆，而正是掌握了深刻规律后的得心应手、笔随意转、出神入化、道法自然。

前文有述，孙过庭在草书技法上体现出下笔迅疾，运笔中疾徐整饬、张弛有度，用墨浓枯富于变化等特点，这与他提倡的理论观点准确相符，即“留不常迟，遣不恒疾。带燥方润，将浓遂枯。”而在孙过庭眼中，理想的作品效果和杰出的作品风格除了要处理好笔法、章法上的外在表征外，更重要的是要彰显内在的“质”，一幅饱满的书法作品的创作应“务存骨气”，“骨气”是创作过程中应当恪守和追求的核心价值，这与盛世之下所形成的普遍的艺术价值观达成了一致，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艺术作品贯通千百年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