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子监琉璃牌楼

国子监，始建于元，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内有辟雍、彝伦堂等处建筑，皆与典制学问有关。7月9日,“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在国子监成立，草创期有国子监衙署一座，共210间房屋，署东北隅附住房304间半。

国子监的礼器、书版、石刻等57127件文物，成了历博最初一批馆藏。重要的文物主要有周代彝器，包括召仲簠（fǔ）、康侯鼎、内言卣(yǒu)、素洗、雷纹觚(gū)、牺首罍(léi)、子爵、师望簠、牺尊、雷纹壶共十件。

对一个文明古国的国立历史博物馆而言，这样的家底，实在寒酸。但在蔡元培果断决策、鲁迅全力操办之下，仅用不到两个月，就从议事、调查走到拍板、实施阶段，已属不易。

由于对袁世凯忍无可忍，筹备处成立次日，蔡元培便在自己主持召开的临时教育大会上愤然辞职。在北洋的乱局中，国立历史博物馆终究不过是文明的幌子罢了。正因为如此，“历史博物品之搜集，欧式博物馆房舍之增建，陈列器具之制造，种种扩张计划则皆以绌于经费，未能大举兴办”。

“抱残守缺”之际，征集和整理文物便成为第一要务。筹备处接收了清朝军机处留下的文物，如太平天国的玉玺、传教士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清朝太医院的明代针灸铜人等。清朝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清朝雕版印书的雕版、清朝刑部衙门的一些刑具、武器等物品也被纳为馆藏。

1917年,由于国子监地处偏僻,没有暖气，筹备处迁入故宫前部的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此地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高踞于紫禁城城楼之上，足以向世人昭示中国封建帝制之终结，多民族共和国之创始。

被划拨来的大内档案也随之移到午门外朝房里，这些档案被装进8000多条麻袋，凌乱堆放于端门门洞。一些工人，常常将这些无价之宝随便倒在地上，拿麻袋去换钱。

1921年，北洋政府财政窘迫，工资难以支付，政府部门只得自筹款项维持开支。当时的教育部把这些麻袋中的东西当成废纸，卖给了西单一家纸店,价格是每块银元40斤。这家店铺购得约15万斤“废纸”,其中一些流入古籍市场，剩下的送去造纸厂。后来北洋政府财政好转，又盘算收回这些档案，但此时这些文物所剩的已经不过是原来的五分之一了。

鲁迅将这件事写成了《谈所谓“大内档案”》，感慨“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

他一边骂，一边默默为历史博物馆卖力。日记显示，1920年4月17日到5月12日，鲁迅有14个下午在午门。据历史博物馆张文勋说，这是欧战以后，教育部把上海德侨俱乐部的藏书没收，运到北京，放在西雁翅楼，并选派8位专家，分别整理，其中就有鲁迅。

1913年，首次以国立历史博物馆之名，将一些文物送到德国展出。转运前，文物临时放在教育部，鲁迅为安全起见，还在办公室守了一晚，至晓方歇。

从1912年至1926年，15年间，鲁迅对历博的筹办投入了极大热情，还捐献过明代铜镜、青花寿字瓷碗等，但直到他赴厦门任教，都没能等来正式开馆。

时逢乱世，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区区1万元开馆经费，还是司徒雷登牵线，美国霍尔基金会赞助的。

这次展览，仅开放10个陈列室，仅在金秋办了一个月，但总计接待观众达185714人次，日平均参观人数达6404人次，相当于每十个北京人，就有一个去观展。

1928年后，首都南迁，历史博物馆也数度更名，愈发困顿。在停滞期，馆方仍坚持办刊，办讲座，也办一些小型专题展览，藏品一度超过21万件。

“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危急。博物馆特地筹办了《古火器展览》《洪承畴遗物及史料展览》《圆明园遗物展》《明代倭寇史料展》等一系列展览，借古讽今，启发民智。

为避免国家文物遭受损失，历博的万余件珍品与故宫国宝一起踏上了艰辛的南迁之路。1935年，蔡元培提议，为这些颠沛流离的文物建一个家，还为此举行了博物馆建筑设计竞赛。在梁思成拟定的章程中，参赛作品“须充分采取中国式之建筑”，最后徐敬直大屋顶的设计中选。在救亡时代，这个方案寄托着期望，却终究是纸上画饼。

最终只有一小部分历博精品辗转回到北平，大部分精品都被蒋介石派人运到了台湾，如国子监的周代彝器等。未南迁的20余万件藏品，则在日据时期，惨遭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