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了14年，到1926年10月10日才正式开馆。

沈从文讲解，毛泽东观展

一连串打击，让这个国内最早的公立博物馆，快要散摊子了。馆长韩寿萱诉苦，所拨行政费用还不够买邮票的钱，馆内也只剩9名员工。

1948年5月，汪曾祺经沈从文介绍，进历史博物馆当了一名办事员，负责保管仓库、为藏品写说明卡片，没有固定工资。

在他眼里，当时的历史博物馆名目很大，藏品没多少，文物也不成体系。他的宿舍在右掖门旁，据说是原锦衣卫值宿所在。到了晚上，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关死了。故宫怕失火，不装电灯，汪曾祺只好在一片漆黑中，走出房门，“仰看满天星斗，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就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大概是受不了这种清闲而低落的日子，北平解放后不久，汪曾祺便参加四野工作团，随军南下。历史博物馆则被“文管会”接管，纳入新中国文化体系之中。

汪曾祺嫌冷清，告别午门，介绍他来此的沈从文，却从1949年8月开始，由北大转入历史博物馆。一干30年，沈从文的一生也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

对这次转业，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曾回忆道：韩寿萱那时是北大博物馆系主任，从文就去帮忙，给陈列馆捐了不少东西。很自然而然地就转到文物这一行，不在北大教书了。

外界传说，沈从文是被郭沫若公开批判后“封笔”的，沈从文却主动辟谣说，我的“目的远得很”，要“走一条崭新的路”，进行“学术革命”。

在馆的头十年，沈从文除了打杂、鉴定、收藏文物外，常自愿到午门楼上当解说员。他不挑人，连老太太都认真接待，对需要相关知识的有心人，更是滔滔不绝。担心别人听不清他的湘西口音，讲完后，他又叫他们留下地址，再写十几页的长信寄去。

对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沈从文反而是见了就躲。馆里责问他，“你为何中途来了，又跑了？”沈从文只好说：“我怕他恭恭敬敬对待我——你们见他鞠躬如也，他见了我也是鞠躬如也。”这时大家才知道，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是沈从文的学生和情敌。

1951年，常书鸿带着很多敦煌摹本在午门展出，沈从文每天都去。汪曾祺看见老师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别人眼里的“凄然”，沈从文却倍加珍惜，他认为，这是“唯一与人民碰头”的机会，而且他的一切研究，都是在“说明员”工作上推进的。

更传奇的是，在接待的“约30万观众”中，沈从文认识了志愿军军人王序。1953年7月，王序到北京出差，在历史博物馆的铜镜展柜前，沈从文给他一个人讲了两三个小时。两个人约好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持续了一个星期。

这段忘年交意义非凡，30年后，王序成了沈从文最后、也最得力的助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补工作的接手人、《沈从文全集》的编者。

送走参观群众后，沈从文常独自站在午门城头，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虽然远离了文学圈，在文博圈也备受冷落，但他却在文物堆里找到了新的人生价值。

没有办公室，他就将文物库房作为自己的研究处所；看见好东西，他就想办法买回来，哪怕是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为了研究古代服饰，沈从文光所记卡片就装了几十个抽屉；对待服饰是如此，对待玉器、青铜、竹简、漆器、绘画、纸张，他也是如此。在给馆长的一封信中，他说这些积累“都是为了这个面对全国、面对全世界的唯一的历史博物馆在发展中的需要”。

顽强工作30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终于在1981年面世了。这还要得益于周恩来总理多年前的心愿：出一本服饰图集，作为外交国礼。

沈从文晚年总结说：“在中国近三十年的剧烈变动中，我适应了新环境……活得很健康！”

如果说历博在午门时期，最著名的讲解员是沈从文，那最著名的观众则要算毛泽东了。

档案显示，毛泽东在1954年4月，四日内三登故宫城墙，其中有两次，都是到历史博物馆参观。

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了大规模土木工程建设，珍贵文物也相继面世。毛泽东在陈叔通、罗瑞卿的陪同下，两次参观了“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

文物专家耿宗仁负责给毛泽东讲解，他经常对后辈们讲起接待中的见闻：

那天下午，毛主席身穿灰色中山服，脚登布鞋，手拿一根竹竿，沿着马道拾级而上，一口气走了一百多级又窄又陡的台阶。

进展厅前，看到城楼附近的杂草中长着一些嫩绿的野苜蓿，他蹲下去采了一把，掏出手帕包起来，对警卫员说，带回去吃。

参观到中途，警卫员怕毛主席累了，建议抽支烟休息一会。毛主席挥挥手说：“你没看见那牌子上写着‘禁止吸烟’嘛。”

毛泽东对每一件展品都很有兴趣，山东沂南出土的画像石上有杂技图案，主席也拿着拐杖舞起来，还说：“这就是我们汉代的杂技团啊。”

仅这次展览就吸引了17万人参观。1958年3月，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表扬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