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恩来带外宾参观中国革命博物馆
从“通史”到“古代中国”
“中国通史陈列”是历博的常设馆陈,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中国通史陈列,至今仍影响着国博“古代中国”的展陈。
原历博党委书记王宏钧说,对“中国通史陈列”的研究自1951年就开始了,周扬在馆里做报告时提出,“要按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用文物组织,展示中国历史”。
用文物展示一国历史,在我们国家过去没有,在别国的博物馆也少有先例。法国卢浮宫、大英博物馆没有,只有美国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几分近似。
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博采取的方法是,一段一段研究、布展。先把原始社会、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近代史,用一个个小型展陈摆出大样。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1958年。
在此基础上,“中国通史陈列”大纲从1958年10月到1959年7月,又修改了十来次,最后由邓拓定稿,报送中央。“实际上,这个大纲的研究,就等于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召开了一系列中国通史的学术讨论会。”
当时,史学界对中国历史看法不一,首当其冲的分歧,就是历史分期问题。有些人主张西周封建论,另一些人主张魏晋封建论,还有一些人主张春秋战国封建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由邓拓主持,邀请史学界权威专家范文澜、侯外庐、翦伯赞、尹达、吴晗、邓广铭、夏鼐、苏秉琦、张政烺等在武英殿开了个会,最后决定以郭沫若的观点为依据(即战国时期进入封建社会)。
齐吉祥对郭沫若来馆参观的情景记忆犹新:“我没想到,郭老进大厅前,先低头弯腰,把地下歪了的防滑垫弄直,而后才步入大厅。题写巨幅毛泽东诗词《满江红》时,他还记下围观同志的名字,给每人写了一句毛主席诗词。”
1959年的展陈分为原始社会馆、奴隶社会馆、封建社会馆三个馆,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都被视为重点。丁点文物都没有怎么办?给陈胜塑像,为黄巢画油画,展现黄巾起义的大场面时就弄上旗帜,连名不见经传的起义军头目,也要在讲解中提及。群众听出门道,常接着讲解员的话头说:“又该起义了。”
1972年,在“左”的思潮影响下,通史陈列设计了一个新方案,每一历史阶段都以农民起义打头。
王冶秋瞅准机会把这一修改报给了周总理,总理说:“农民起义都是失败的,那中国历史不成了失败史了吗?”根据总理的精神,历博又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才基本恢复了1959年的陈列面貌。
对齐吉祥来说,最艰难的一次讲解发生在拨乱反正前夕。1976年10月的一天,他按照“批林批孔”的口径,介绍孔子“是奴隶制的顽固维护者”,一位日本观众(事后知道是记者)问,孔子就没有可肯定之处吗?齐吉祥不愿说违心的话,就按照1959年的讲解版本回答,孔子还办学、整理文化遗产。
谁承想,就因为这句话,“孔子可以重新评价”成了日本各大媒体的头条,报道传遍世界,还被新华社内参转载了。就在齐吉祥写检讨时,社科院一位领导发话了,“千万别处分这个同志,他说的没错”。不久,《人民日报》就整版刊发了重新评价孔子的文章。
拨乱反正后,历博从1984年开始,对通史陈列进行了数次修改,到1997年9月才基本完成,主要包括三个要点:
一是取消了争议很大的“按社会发展分期”,只按朝代排列;二是实事求是表现古代的阶级斗争,淡化了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展示和评价;三是把“中国通史陈列”的下限拉到1911年,以辛亥革命、清朝灭亡作结束(原来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结束)。
“别看历博和革博在一个楼里,但大部分时候,职责泾渭分明,只有浴室和礼堂是共用的。”
正如齐吉祥所说,历史博物馆负责“中国通史陈列”,革命博物馆负责“中国革命史陈列”,两馆虽然几度分合,但很长时间都是各干各的业务。
原本应在1959年国庆同时开馆的历博和革博,实际开馆时间却相差了将近两年。直到1961年的7月1日,革命博物馆才正式开馆。
1958年建馆时,革博陈列内容的总负责人是毛泽东的秘书、筹建小组副组长田家英。中央还指定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等组成审查小组,对烈士名单、地图等内容进行审查。
1959年9月19日晚,中央书记处领导在天安门城楼上审查国庆游行彩排,结束后于夜12时莅临革博审查。他们看完后留下两点意见:地大物稀、重点不突出。
当历史博物馆的展览办得红红火火时,革博只能继续改馆陈。文化部召集专家组开会,把开馆时间推迟到1961年7月1日,为建党40周年献礼。
1961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带队,到革博审查陈列。
于坚记得,走到“旧民主主义”展厅时,他说“旧民主主义”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就摆这么点,感到少。看到一张赴法勤工俭学的照片,他立即讲出这是总支部代表大会的合影。走到大革命展区时,他还没看就先问,有没有表现陈延年的内容。
最终,中央领导指出“作为革命史陈列,出现的历史人物面显得窄了些,国际援助的材料还应再充实些。”
几经整改,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史陈列”正式对外展出。这天也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正式开馆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