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即《南京条约》签订后的40年，上海几乎已经变成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事实上，在1870年底之前，至少有20个国家抢滩上海。此时的上海，有来自中外各地的商人及移民， 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复杂而刺激的地方之一。这样一个通过国际贸易而繁荣的城市，不但催生了一批有力的商人中产阶级，而且在另一方面，追求新奇刺激 、特别是跨国情调式的享乐，已经成为城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公众景观。这样的生活，是一种复杂的新旧与中外经验之混合物。如果把任伯年的边塞画放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我们可能会惊讶于其之传统。任伯年边塞画的风行，足以提供我们一个理想的个案来了解上海如何作为一个文化的接触带。在这个接触带中，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再造，往往透过跨越或沿袭原有的文化界限来表现。

在我们所谓的边塞画中，任伯年特别喜欢三个主题：“苏武牧羊”“关河一望萧索”及“风尘三侠”。就让我们从款署1880年、藏于故宫博物院的《苏武牧羊》开始。关于苏武故事，主要自班固《汉书 ·苏武传》演绎而来。唯对于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此处不再重复。在这幅画中，苏武巨大的身躯由画幅的底部擎天而起，配合其紧握的节杖，形成一向上的力量。其膨胀鼓起的右肩膀，稍稍遮住下巴，显示出一种戏剧性的、由左下到右上的形式。相较于苏武魁梧而令人敬畏的形象，前景的羊群则柔顺地随从苏武的手势，向画面的深处移动。虽然苏武和羊群置身于一个抽象的留白之中，但表现羊群的前缩法，却创造了完美的空间感。任伯年显然非常熟练于操纵透视及观者的观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