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石桥 楷书苏轼《放鹤亭记》四条屏

先君石桥公生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他出生在湖北汉阳县长乐昄（今武汉市东西湖区三店农场）一个赵姓的书香家庭，但却在贫困勤学中成长，因他幼年时家道就中落了。儿时的夜课，他不得不与先祖母同共那盏纺织用的如豆小油灯。及长，在家乡蒙馆受教，课族间子弟，仅能糊口，尝叹“食无肉”。

时光的流逝，不论对处于逆境或顺境的人都是一视同仁的，父亲很快就过了不惑之年。这时恰值辛亥革命，清朝被推翻，民国成立，群情振奋。吾乡先辈潘定豆先生一日由夏口（今汉口）返里，与父亲谈及维新后夏口的形势，并表示愿意推荐父亲到硚口“广成和”锅铺做家庭教师，父亲欣然愿往。

“广成和”是家老字号，专卖生铁锅，自产自销，批零兼营，享誉城乡。东家也是一位读书人，大概因学未成才去经商的。他给父亲的待遇甚为优厚。父亲为他课子之余，也常同他谈诗论文，相处甚为相得。一日，他见父亲临池学书，认为笔迹顿新已目，大加赞誉，执意请求给他写“广成和”三个大字招牌。未料悬出之后名噪一时。正巧“广成和”越做越发，如唐伯虎的一联所说：“生意如春意，财深似水源。”于是人们附和说，赵石桥的字写得厚重福泽，所以给铺子平添了兴旺。东家觉得塾师的字提高了他店铺的知名度，快意之下，赠给了父亲一笔很丰厚的润笔金。从此求书者间而不断，这年父亲所得银元数百。这对一个寒士而言无疑是发了笔财，在经济生活上的确出现了转折点。当然，更令他振奋的还是觉得自己的书法得到时人的认可。

嗣后，不知是“广成和”的儿子进了公办学堂，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父亲辞别了东家，就在夏口县模范学堂（当时的孔庙，现在叫观音阁，在武汉利济路附近）内专写匾额、屏联和招牌，还雇了一位收发员，索取的润例是相当高的，但踵门求书者不乏其人。我在解放前还见到的有汉口夹街内的“千佛应慈寺”、汉镇街（现“镇”作“正”）的“汪玉霞”（食品店）、“恰和”（绸市店）、“韩万春”（中药店）等老字号。在汉上居家内，也时见挂有落款“赵石桥”的屏联和条幅，现在恐怕也多不存在了。

父亲以书法为其专业以后，经济收入日益丰赡，饮水思源，他对“广成和”老板的知遇从未忘怀。当年我曾见贺税五（当年夏口模范学堂有名的国文教习）世丈的遗墨《集思录》中收录了父亲的一些诗和对联，其中就有一联挽“广成和”的老板，道：忆昔就馆君家，亦曾樽酒论文，返兴豪情同李白；看今招魂此地，竟使亲朋伤心，临风洒泪惨榴红。

从这副挽联中，可见其交之深，其情之悲。

对于潘定臣老先生，在父亲去世多年后，母亲还向我谈起他们过从甚密。记得我青年时，定臣老伯家最小的一位世兄，当时已年近不惑了，生活较为困顿，有时来我家小坐，或品茗，或便饭，母亲对他总是很照顾的。

先君儿时即喜画字。有一年新稻即将收割，邻家新碾了禾场，场面光洁微润，他就在上面画了很多字，邻人投诉先祖母，他因此受到严斥，此后就不复再为了。稍长，用沙盘画字，或许是受到岳武穆的启发，再长，则用红土在白铁上习字，写后用水洗净再写。

及年近弱冠，多习魏碑。清咸同年间，士人多崇尚碑学，而晋唐帖学似自乾隆时刘埔集大成后渐为后学冷落，先君择碑而习，当也属逐其潮流。细究先君墨迹，似主要趋步《郑文公碑》，兼摹《石门铭》，辅以“两爨”（《爨龙颜碑》《爨宝子碑》），所以其书于雄强中又显得古朴疏朗。就我的记忆所及，昔日家藏碑帖很多，有装成册页的，亦有裱成挂屏的。据先妣云，先君常日临碑数纸，且细玩墙上所挂碑屏。这类挂屏辄数日一换，周而复始，把玩不已。现在想来，这就是在读碑。古人云：观千剑始能为剑，观千碑始能为碑。

他大概也是在循此道以采众长而博其笔趣。所以他的临碑、读碑、读帖无日间断，可谓毕其一生。他写字力求意在笔先，不论写屏写匾，只要时间允许，总须酝酿揣摩，造型于胸，而后书纸。用墨喜浓厚，运笔重茂锋。故字写得血肉丰泽，茂密深重，意态奇逸。他写字似乎还视悬挂环境和对文字的意义而有所区别。如有一书斋小联：“半榻茶烟春雨后，小阑花韵午晴初。”笔意就显得俊逸雅健。

“汪玉霞”现丰腴秀美；“恰和”呈雄深苍劲；“应慈寺”则给人以宁静简穆的感觉。当然，这也只是“窃以为之”，万不能作定论看。

父亲也喜作草书，笔力枯劲，其虬结处，类古藤生瘤；连珠直下时，又放逸生奇。我曾见他写的一幅摘《典论·论文》的大草中堂，起迄只是一笔，很鲜明地给了我上述的那种感觉。可惜这类作品我未多见，而较为常见的是其以碑意入行草写的条屏。对于这类作品，我爱其融畅自如，点画轻重、远近均显意趣；布局疏密得体，字与字间，笔断而意不断，所以不宜单独以某一字或某数字而论，而只能作整体艺术品观。

赵石桥 楷书子敬四条屏

父亲写字是很重创意创新的。我青年时代读他曾批点过的《随园诗话》。记得袁枚有段文字说：学作诗，不必要学得如李白、杜甫一模一样。人何不读真李、真杜诗而去读假李、假杜诗？学写字也一样，即使你学得同颜真卿、柳公权一模一样，人家何不看真颜真柳的字而去看你这假颜假柳的字？父亲在此书眉上批道：“至理名言。此道何止是在作诗、写字上！”这说明他是不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再从他学书的实践看，他平生最为膺服的是完白山人邓石如和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用名“石桥”，乃是取字前者的“石”字和后者的“桥”字。不但如此，他还想把这两字传之后代，所以先兄名“少石”，我则号“幼桥”。但是，他的字却绝非邓、郑书法的翻版，而是有其“自我”在。唯其如此，所以他才被人们称为书法家。

父亲虽以鬻字为生为乐，但决不以利折节，对某些求书者，倘知其人格有损或品味不正，虽收重金亦不书上款。常因此而减少些收入，他也毫不介怀。正如他的一方闲章所钤：“知足常乐。”他一生从未以字干禄，也从未请名家品题其字以求提高知名度，一切都是显得恬然自如。

对于乡里故田、亲朋挚友，凡素书，不取分文，还有人请他写春联也从不拒绝。正因为如此我年轻时到一些亲友家，都看到过父亲的手迹，或是中堂，或是条幅，或是扇面，或是对联，以这种为最多。

记得有次我去一位本族叔母家拜年，她老人家没有什么文化，见了我很高兴地说：“你看，你爹这个德行，他把我也写进中堂里去了。”我一看，上款落的是族叔的名字，用行楷写的一首自作绝句：“羡君一个好阿婆，满面春风笑语多。明岁双星齐换彩，庭前细听九如歌。”

凡我青少年时见到过的父亲的墨迹，虽过了近乎半个世纪，只要我闭目寻思，不但可回忆起其所书的内容的文句或大意，而且对字的体势也记得其形状，对某些运笔妙趣，还能回味，现在就记忆所及来谈先君的书法，觉得正如前人给右军的评语：晚来善。早期如题“赵氏族谱”的一系列字，都显得放轶奇崛。后来所书逐渐变得以平正为主，纵然犹存雄奇雅健，然皆以平正出之，也即是说寓于平正之中。记得我家昔年常挂的一副对联，联语为“四壁云山杜子美，一船书画米襄阳”，自我读小学时就见挂起，直到我初进大学，就没有换过别的。说也奇怪，家里也只存这一副，别无选择。这应验了一句俗语——木匠家里没有板凳坐，这现象也值得细思。此联是父亲过伯玉之年后不久写的，为什么他只留此一副，我思自是他的得意之作，特留给传家的。我年轻时全然不懂，以为这副对联写得平正，不如赠人之作那样雄奇。后来年岁渐长，渐觉这幅墨迹全是功夫字，可谓运时笔笔到位。如“杜”字“木”旁的那一撇，似象鼻上翘，笔运中途略显“飞白”，而结尾回锋却存凝墨。再如“襄”字，写得笔画绵密，然通体气运流美，“山”字疏朗，而架势泰然，如山兀坐。通观先君书法变化的轨迹，正似过庭所谓，书法始而平正；中间奇崛，后复归平正，最后“人书俱老”，我想，这正是他追求的境界。对孙过庭所说的“始而平”“复归平正”，似乎不能看作机械的重复，而是一个从“自为”到“自然”的发展过程，“始而平”是学别人的平正，“复归平正”是自成一家的平正。后一期的平正是不期然而然的，也即是说书家到了成熟阶段，必将自己体察的事理物情，乃至读书见解之类“笔砚以外”的东西，都融进了自己的书法中，这就使书法家在博大和通达其胸襟的同时而形成了其书法“平正”的定势。

以上所讲的，只能看作“耳目私测”之言。我个人知识浅陋，特别是对于书法理论，更在门外，所以对于先君书法成就的简介未能全中肯綮，容或有之。

先君生前是一介寒士，既不涉足政治，也未潜心学术，且无论其生前或身后对他的书法从未作过任何形式的宣传，其作品历七十多年的兵燹、水灾、火灾和人世沧桑。而今湮散无闻，自然也是意料中的事。

1956年，我任教于武汉师范专科学校（现湖北大学），当时曾一度拟搜集其部分作品影印成册，因此去文物商店洽谈过代收事宜。不料1957年顿遭屯邅，颠沛流徙，达二十年之久，此事自作罢论。迨及1979年恢复政治名誉，然已是百年之身。今垂垂老矣，既乏金钱，复无精力去了那夙愿，只能存作一桩憾事了。

最后在结束这篇短文之前，对木圭先生表示一点谢意，感激在《书法家赵石桥的轶闻趣事》（载于1991年《东西湖文史资料》第二辑）一文中对先君的一些往事作了钩沉。

作者：赵熙文（1926—1999年）赵石桥次子。号半窗。毕业于武汉大学，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古籍研究所所长、《汉语大字典》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