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山人是中国书法史上不能绕开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书法从经典中来，又创造了新的经典，可以说，他是在魏晋以后为数不多的能够把握魏晋时代精神的艺术家。魏晋时代精神是什么？总的来说，就是率性和自由，是自我的觉醒，是人的觉醒。八大山人的书法作品充分折射出这样一种精神，其作品以自我人格的修养和精神的独立为基础，对后世书法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八大山人19岁时国破家亡，23岁时出家，55岁时还俗，80岁寿终，其58岁时开始用“八大山人”署名题诗作画。我们今天讨论的是“八大山人”，并非“朱耷”，因此更倾向于其以“八大山人”为号后即成熟期以后的作品为依托，来进一步讨论其书法的圆融。虽然“圆融”这两个字作为一种境界或风格似乎放在很多书家的作品上都是合理的，但我认为用在八大山人的书法作品中却是最为合适的。以怀素为代表的书家作品中的圆融更多地体现在笔法上，而八大山人书法的圆融更具特质性。

“圆融”本是佛教术语。八大山人因特殊的人生阅历，禅宗思想在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学者认为：“禅学对艺术最为深刻的影响之一，是画家通过余白、残破、极度的单纯、夸张乃至于丑怪以表现他们的造型意识，而这是禅僧之所以成为杰出艺术家的主要原因之一。”这段话有几个关键词，如“余白”“残破”“极度的单纯”“夸张”以及“丑怪”等，这是对一些禅僧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共性特点的总结。八大山人是禅僧艺术家的杰出代表，他对禅宗美学特征反映得更为显著。

鉴于此，我想关于八大山人书法的圆融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一是自由，二是反常，三是纯静。

八大山人《十三札》（局部）

自由

八大山人的“自由”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的自由，二是笔墨的自由。

八大山人虽然在23岁时就已出家，却一直存有“东山再起”的念头，还没有“放下”，没有真正从精神上遁入空门进入“四大皆空”的境界。随着抗清斗争的节节失败，八大山人反清复明的念头也逐渐被扑灭。于是，他将精力完全投入书画创作之中，用书画来化解自己的苦闷和彷徨。与此同时，八大山人逐渐走出迷离、彷徨的心境，从迷惑不安中觉醒，与自然融为一体，精神得以专注，身心也得到了自由舒展。这是八大山人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段历程，其间禅宗的思想也逐步构建了起来。从他的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一生的追求——精神的自由、独立和对自我的超越。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他的笔墨也得到了自由。

八大山人师法的书家有钟繇、张芝、索靖、王羲之、王献之、王僧虔、欧阳询、欧阳通、褚遂良、孙过庭、李邕、张旭、徐浩、颜真卿、怀素、杨凝式、苏东坡、黄庭坚、宋克、王宠、董其昌、黄道周等，师法的法帖如《瘗鹤铭》《阁帖》和一些篆书经典，跟我们现在学习书法的过程几乎没有区别，也是从取法经典开始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重点，每个时期都在解决不一样的问题，最终他的作品实现了与其人生的融合，呈现了自由自在。

八大山人笔墨的自由最主要的特征是圆，指向圆势，其书法的“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字的外形，二是线条的质感。

八大山人书法作品的单字外形几乎是趋于圆势的，当然，不是绝对的圆，而是或长或扁，但看上去是圆的而非方的。虽然摩崖石刻中有一些圆势和中锋，但更多的还是呈方形。八大山人与之不同，他的线条质感是篆籀笔法形成的，呈圆势，似乎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经验的判断，其线条质感支撑着圆势外形，二者融为一体。自由的书写，是书家、书写和汉字三者的统一。汉字的外形在其中就显得非常重要，要打破约定俗成的汉字外形模式，建立新的形式，以服从书家个体意志的支配从而实现笔墨自由。换句话说，在书家风格的统领下，把存在于原始结构中的线条通过更多的形式建构，来实现最大的自由。在这一点上，八大山人完全做到了。其书法作品外在形态的创立，可谓前无古人。通过这样的形式，达到了一种真正的自由自在。这样的融通、融合和打破，实际上是与自身精神的自由融为一体的，从而实现了八大山人书法的高度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