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是在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居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观认为，一种文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它的“实用性”，即由文化学术价值向政治伦理价值的转换。在封建社会，书法是读书人的基础课，是科考内容、入仕阶梯。众多学子练习书法的终极目的就是学优则仕、经世致用。

一

帝王的偏爱和参与是书法成为经世之器的重要保证，这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动力之一。随着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书写工具的进步以及字体演变的渐趋完成、书法艺术的日以自觉，到东汉以后，不少帝王已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的文字使用和书法欣赏了，而是积极参与到书法的学习和实践之中，并且达到了相当的艺术高度。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汉代到魏晋，有近30位帝王的书法达到较高水准，尤其是两晋时期的帝王，他们不仅喜欢书法、苦练书法，而且擅长书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书法繁荣局面的形成。两晋时期，随着字体演变的完成，书法日益脱离实用而逐渐得到普及和提高，走向艺术的自觉。

到了唐朝，唐太宗不仅在治理国家方面是一位雄才大略、英明的君主，而且在书法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对中国书法艺术作出了重大贡献。唐太宗在书法方面的贡献大致可以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他广泛搜集书法遗迹，并撰写《王羲之传论》，确立王羲之的书圣地位；二是他重视书法人才的培养，如创办书院、将书法列为科举考试4项内容之一、重用书法好的官吏等，极大地推动了唐代书法艺术的发展。

宋代的皇帝也极其重视书法。宋太宗留意翰墨，购摹古代帝王名贤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为学习书法提供了便利条件，开辟了新的道路。

元、明、清历代，其帝王也都受到了很好的书法教育，擅长书法者代不乏人，并且有不少墨迹流传后世。

综上所述，古代帝王对书法的直接和间接参与，对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以及发展繁荣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