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炜 刻痕 — 向抗战木刻致敬 丝网版画 68cm×137cm 2015 年

王炜：艺术创作是有感而发、发自内心的。我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内心产生了如此强烈的欲望并用版画尤其木刻的形式来进行表现，是因为我受到了时代的触动。我的一生经历了不同的时代，是与时代一同前行的。我生于抗战时期的1942年，虽然那时候我还很小，但在我的记忆中，仍能隐约感受到血与火的时代脉动。到了2015年，我当时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版画院院长，我内心感到有欲望来表现抗战题材；不仅如此，当时社会上有“不忘初心”的说法，对我的触动也很大。当时跟我交往比较多的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听我讲过去的事情，我觉得我有责任跟他们讲讲这些“初心”，于是就产生了创作《刻痕》以及随后的《版画先驱》组画、《木刻青年》组画的想法。我通过版画来表达这些“初心”，并不是说大话、空话，只是从我内心的想法出发来做我的艺术，来写我的文章。

郝斌：《刻痕》已经成为您晚年的一件代表性作品，您能不能谈谈创作情况？

王炜：对于《刻痕》的创作，我原本想用木刻的形式，但后来考虑到年龄的因素（当时我已经70多岁了，刻作大画有些力不从心），才转而采用丝网版画来表达。在创作中，我特别突出了色彩的表现力，以突破木刻作品固有的黑白颜色的束缚，表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体现出那个特殊时代所应当具有的强烈视觉冲击力。所以，我当时就确定了用丝网和色彩这两个主要元素来表现，并采用拼贴的手法来打破时空的束缚并展开叙事，将当时的一些经典版画作品图像、文献资料图像进行拼贴组合和再创作。这样一种创作方式也突破了我过去一贯的写实手法。

郝斌：是的，我们看到作品里面有王琦、荒烟、师群等人的木刻作品图像以及一些文献图像。虽然没有直接呈现他们的肖像，但已经表明他们的“在场”。同时，这样一种拼贴的方式，也构成了您和这些版画家以及那段抗战历史的艺术对话。

王炜：肯定是有“对话”的意图的。这些前辈木刻家的经典作品已深深地在我内心扎下了根，也包括他们的人品和艺品。这种“对话”的创作方式还体现在同年出版的我与我的父亲王琦先生的《世纪刻痕—王琦、王炜艺术对话录》（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一书中，这既是我几年来对中国现代版画史初步梳理的研究成果，也代表了我这一代人和我的父亲王琦先生这一代人之间的历史对话。我并不满足于文字写作，又将这种“对话”通过我的版画，尤其木刻创作来进行呈现。但是，我并不是平铺直叙式地进行呈现，而是作了新的艺术表达，比如《刻痕》的画面中心是一把木刻刀和一块木板，并用火焰将所有的图像联系起来，整个画面呈现在烈火中燃烧的景象。正像郭沫若先生当时为“抗战八年木刻展”题词所言：“中国就像是块坚硬的木刻，要靠大家从这里刻出大众的苦闷、沉痛、悲愤、斗争，由黑暗中得到光明。看见八年来的木刻，令人增加了勇气和慰藉。中国终竟是有前途的，人民终必获得解放。把大家的刀锋对准顽强的木板！”通过一块木板、一把木刻刀，正镌刻出了人民的呼声和国家的前途。对于这幅作品的构图，我认为是抓住了核心的。

郝斌：纵观您的艺术历程，您在20世纪70—80年代曾创作出一批著名的主题性版画作品，从20世纪90年代至2015年这20余年间则很少创作主题性题材，主要创作具有生命体悟的风景类题材，如“荷塘系列”；从2015年开始，您再次对主题性创作，尤其主题性人物肖像木刻创作产生了新的兴趣，并投入巨大精力开展创作。这种创作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王炜：20世纪80年代，我在《红旗》杂志担任美术编辑，曾经刻过鲁迅、朱德、陈毅、艾青等人物肖像，对人物肖像木刻情有独钟，中国美术馆前馆长杨力舟先生等同道也鼓励我多刻些人物肖像。到了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在北京西山画室居住，度过了20年的山居生活，但我的内心深处并没有脱离对于主题性、革命性的追求。其间，我完成了个人回忆录《渐入佳境—艺术人生七十年》（四川美术出版社，2012），其中就包含对中国现代版画先驱们进行梳理和回忆的大量内容。山居生活结束后，我立刻又回到了都市—北京望京居住（距离我的父母家比较近）；回到望京后，我才和我的父亲有了更多的直接接触，我几乎每天去我父亲处，聊一两个小时，几年下来，我就积累了很多关于“父子对话”的资料。所以说，这是我的幸运。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全身心地进入了中国现代版画史的世界。当然，我并非史论出身，我也并不想当一个理论家，版画史理论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仍然喜欢并希望搞版画创作。于是，经过这20年的沉淀，在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上，我的革命艺术激情又被重新点燃了，最终实现了版画创作的再次爆发，连续创作了《刻痕》《版画先驱》《木刻青年》等作品。我认为，这种艺术思考和艺术创作的延续是很自然的，也是一脉相承的。

郝斌：正如您刚刚所说，我也查阅了一下相关资料，您20世纪80年代在《红旗》杂志工作期间曾刻过马克思、白求恩、朱德、陈毅、任弼时、蔡和森、鲁迅以及艾青、石鲁等一批革命历史人物肖像木刻，这批木刻属于严肃题材甚至重大题材作品，也构成了您近年来新的新兴版画人物肖像木刻一脉相承的创作渊源。同时我也注意到，同时期您还刻了《黄山蓬莱三岛》（1980）、《棕榈》（1982）、《海滨之城》（1982）等风景类题材作品，以及《拼搏》（1980）等充满时代和青春活力的体育题材作品，又属于偏轻松抒情类的题材作品。这体现出您当时木刻创作的多样性。请您结合当时《红旗》杂志工作谈谈80年代这批革命历史人物肖像木刻的创作情况。

王炜：从20世纪80年代是我创作人物肖像木刻的高产时期，当时对人物肖像木刻的兴趣非常大。你刚刚谈到我当时刻了很多革命历史人物木刻，但实际上这只是一部分作品；我当时还刻了另外一部分人物肖像木刻，如《阳光·海风》（1981）、《东北老乡》（1981）、《维族姑娘》（1984）、《维族老汉》（1984）、《演奏家》（1984）等。因此，无论是这些著名的革命历史人物，还是普通的老百姓，都是我当时艺术表现的对象。凡是我敬重、热爱、熟悉的人物，我都有表现的冲动和欲望。你特别谈到这批革命历史人物木刻的创作，我当时在《红旗》杂志担任美术编辑大约五年时间（1980—1985），虽然很多作品是为了配合相关革命历史人物的纪念活动和杂志宣传专门创作的，但我同样是充满激情、充满兴趣去开展创作的。这正如鲁迅先生在《〈新俄画选〉小引》中指出的：“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