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粟 穿山透石不辞劳诗 49×73cm 1976年

书法中的“纵横气”、“狂狷气”

刘海粟先生的艺术之路可以“传奇”二字称之，一方面成名极早，大多时间生活在热闹的名利场中，追求豪迈、洒脱，极有世家子弟之范，与徐悲鸿以及传统文人相比，他的身上更有着一种“纵横气”、“狂狷气”。他的一生以其磅礴的气象、旺盛的生命力、恢弘的气韵、丰富的学养和高度的自信，有意无意间实现了汇通中西的精神。他内在的一种大气与文化自信，这从他的书法作品中尤其可以见出。

在书法上，康有为主张应从钟鼎石鼓入手，提议要他先写“石门颂”，再写“石门铭”，并授以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这段时期，刘海粟写得一手“康体”，几近乱真。其后，海粟大师书法博众家之所长，集群英之荟萃，兼容并蓄，不拘一格，自成一体。其后他深钻钟鼎文，潜心《毛公鼎》和《散氏盘》等的摹写研究，深得圆浑凝练之致，补好金石篆籀这一课。他自幼养成的悬腕中锋运笔，使笔致虚灵，神情飞动，一直坚持了下来，不但见于中国画也运用于油画。而绘画的造型意趣，却又渗入于书法的“分行布白”中。如用笔的繁简、大小、粗细、疏密、斜正，用墨的黑白、浓淡、干湿、虚实，从整幅统一变化的美学效果着眼，自成一种画意盎然的“雨夹雪”书体，分外引人入胜。

刘海粟对帖学一脉同样重视，在现场展出的刘海粟早年临写宋人的书法有临苏轼《寒食帖》、晚年临米芾书法等，在临米字中，吸收原作的跳荡骏快，又有己意，见出苍劲。而在早期的题跋书法中，则可以见出其秀雅飘逸的一面。

康有为在传授刘海粟书法时强调：“学书应从钟鼎、石鼓入手”，他的一整套“尊北碑、重形变、强力度”的书学观念，影响了刘海粟书法的实践和理论。

据相关文献记载，1927年后刘海粟曾数临《散氏盘》、《石门铭》、《石门颂》，后又间隔着苏轼、黄庭坚、米芾，分别取其“趣”、“韵”、“姿”；临写《毛公鼎》，间隔着张旭、怀素，取其狂放不羁；数十年来学篆书与行、草、楷齐头并进，其中颜真卿的影响始终贯穿着。老人的书法正因为渊源有自，所以功力不凡；正又因为不独宗一家，所以显出多姿多彩。仅从浩如烟海的书法作品中所选出的少数墨迹，就可以欣赏到《康有为墓碑》的端庄凝重，笔无妄下。还有像《水龙吟·铁骨红梅》经过石刻，萧散含蓄；一派魏碑风范。《秋兴八首》、《百寿杖》、《归去来辞》，则是代表了老人常见的行草书的风貌。

150多件书法作品，可以看到刘海粟先生对书法艺术的碑与帖交叉练习，使老人书艺建立在广阔的基础上，而晚年的书法尤其老劲纷披，见出精神气。正如一位书法评论家在现场感言：“读海老晚年的书法，顿觉一股元气升腾，胸怀间满是豪气，真可谓真宰上诉。”

此次展览的另一大亮点是展出了大量刘海粟的信札，既有寄给夫人夏伊乔，也有寄给刘虬、刘蟾等子女的，更有大量的友朋信札，如早期寄舒新城信札、晚年寄朱复戡、王一山、李宝森等，用笔苍劲，随性而自然，墨韵丰富。据参与展览前期策划的知名收藏家陈利介绍，其中一些信札尤有历史与文献意义。他的信札中白话间杂文言，作为书法看，或老劲，或苍茫，或因病而手颤，或兴之所至，皆无拘无束，尽现书法的本色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