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特约撰稿何翔李有骨

在南海出水的海瓷中，绝大部分是历代民窑生产的外销瓷，真正能够确定为官窑器的，极其稀少。海南藏家的这件出水清乾隆官窑缠枝菊花纹淡描青花折沿盘，曾引起人们的好奇和热议：

有人认为，官窑瓷只限宫廷使用，除皇帝赏赐外，即使皇亲国戚也不能直接从御窑厂中得到，私自流出御窑厂者，都有杀头之罪，古代沉船中不可能有官窑瓷器。

也有人认为，无论从工艺、绘画还是款识，这只青花盘都应是乾隆官窑之物，但从海里出水却让人费解。

还有人认为，该盘可能是景德镇落选官窑，被人偷出御窑厂，然后卖到国外，在外商回国途中，轮船失事，沉入海底。种种疑惑，诸多猜想，不一而足。

为弄清这件出水乾隆官窑的历史渊源，有专家查阅大量资料，试图梳理出它的传承脉络。

官窑瓷器，特征典型

何为官窑器？著名央视鉴宝专家蔡国声老师在《清代康雍乾官窑瓷器收藏与鉴赏》中指出：“所谓官窑器就是专指明清两代，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精美无瑕的专供皇室享用的，或者供皇室来赏赐，或者馈赠的一种精美的瓷器，我们称之为官窑器。”

可见官窑器分两类，一类是皇宫陈设和皇室生活用瓷，称为御用器；一类是皇帝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以及外国使团的，称为赏赉器。

中国的封建朝廷，往往把方国送来的物品称为“进贡”，而把自己回赠的物品称作“赏赉”，在用词遣名上也表现出“天朝上国”的思想。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督陶官唐英在向皇宫上交1.9万余件上等瓷器的同时，还有7万多件落选的次等瓷器也一起送往京师“以备赏用”。乾隆时期管理内务府的庄亲王允禄曾有奏折说，次色瓷器虽有瑕疵，但在民间也算是上好的美器。这些记载，进一步佐证了皇帝赏赐给皇亲国戚和文武大臣以及外国使团的“赏赉器”，同样也是官窑器，只不过“赏赉器”是落选的次等官窑罢了。所以，外国使团得到赏赉官窑瓷器并搭乘贸易商船回国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其次，乾隆一朝是清代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国力强盛，号称太平盛世。瓷器生产空前繁荣，官窑瓷器普遍精美，一是因为乾隆本人提倡，二是因为督陶官唐英的督造。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职到景德镇督办官窑30年，开创了中国陶瓷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他督造的瓷器，无论是工艺技巧还是装饰艺术，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

清代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形容当时瓷器“至乾隆，精巧之至，几于鬼斧神工”。乾隆官窑青花瓷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既与清幽的康熙青花有别，又与淡雅的雍正青花不同，它是以纹饰繁密、染画工整、造型新奇取胜。特别是淡描青花，因笔触非常少，对画工要求非常高。所以，淡描青花在乾隆朝数量不多，流传下来的就更少。

再次，该盘为标准的八寸盘，盘折沿口，浅弧腹，矮圈足，通体纹样以淡描青花绘就，其发色青翠艳丽，浓淡有致。盘内外壁通绘缠枝菊花纹，折沿面绘6组牵牛花，其花朵或含苞，或绽放，风姿各异，气质清新。盘心绘以菊花纹样，委婉多姿、鲜活逼真、富有动感。足内有青花“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篆书款。款识规范工整、横平竖直、章法严谨、字体稳重，乾隆官窑款特征明显。

此盘造型秀雅，制作规整，胎体细腻，厚薄匀称，从尚存的一点釉可以看出白釉莹润，青花发色浓淡相间，浓则鲜艳，淡而素雅。修胎讲究，足根圆润，为清代足际最规整的“泥鳅背”，充分体现了乾隆朝制瓷工艺的巅峰水准。

国礼尚瓷，自古就有

礼品是忠信、义理的象征，是“礼貌”的物质具体化。《礼记》中说：“礼也者，合于天时，设于地财”。所谓地财，是指本国土地的出产物，如稻粟谷黍、桑蚕柳植，甚至是掘山攻玉，抟土冶陶。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最高统治者莫不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地财的丰富，足已炫耀其领土的广阔、物质的丰裕、国力的强盛。

早在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就提出了“物扬海外”的外事主张，其用意就是要凭借物扬海外的主张，力图实现万国来朝的政治目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设于地财”理念基础。瓷器，便就成了历代王朝物扬海外的首选品，并得到历代天家贵胄的共识，由此延伸，就形成了“国礼尚瓷”的传统观念。清朝康熙皇帝在接见罗刹国大使时就说过：“泱泱中华，物产王土，万国来朝，仅一瓷一布，足以令其为之膛目，惊羡不已。”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和自信心。

明代以前，宫廷用瓷和赏赉往往从民间征御。皇帝征御的瓷器，大致用于三个方面：一是供皇帝宫廷的“御用”，包括赏赐给功臣勋爵：二是作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回赠礼品；三是用于对外贸易的商品交换。

到明代设立了御窑厂制度后，宫廷用瓷和赏赉都由御窑厂专门烧制，不再从民间征御瓷器。

到清代，景德镇烧造的国家礼品瓷更是“形式奇巧妙，岁无定样”，而且是“参古今之式，运以新意，备储巧妙，于彩绘人物，山水、花鸟，各务极其胜”。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诏令景德镇御窑厂烧造的大量御用瓷中，有不少是用来赠送给觐朝贺喜的外国使团的，这也是为什么南亚和中亚很多国家皇室收藏不少“清三代”官窑瓷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赐瓷器，乾隆朝最多

朝贡制度是中国古代统治者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之一，甚至在明清两朝厉行海禁时期成为中外交往的惟一模式。在朝贡制度中，与朝贡国“奉表纳贡”相对应的，是中国朝廷对朝贡国国王的册封和赏赐。

朝贡贸易是朝贡制度的物质基础。从经济角度看，贡、赐之间，即是一种以物易物的商品交换关系。除此之外，朝贡贸易还包括朝贡制度下的互市在内，这才是朝贡贸易的主体部分。

清初秉承明朝前期的朝贡贸易政策，有贡才有市，非入贡不许互市。所以，朝贡国之所以朝贡，主要还是为了贸易，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一直秉承“薄来厚往”的原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雍正和乾隆两朝，清廷对朝贡国的赏赐逐渐增加，并通过加赐、特赐这两种方式，使“薄来厚往”的这一对外交往传统原则得以体现。这是雍正、乾隆年间朝贡国数量及朝贡次数有所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雍正以前未看到赏赉瓷器的记录。从乾隆朝开始，瓷器为主要回赐物，而又以乾隆朝为盛，嘉庆朝则大减，以后回赐物中就鲜有瓷器了。这与乾隆皇帝的自信与爱瓷，以及清代官窑瓷自乾隆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有关。因此在古代沉船中出现乾隆官窑瓷器的概率是最大的。

即便如此，尽管乾隆朝赏赐给朝贡国不少官窑瓷器，但相对于数量庞大的外销瓷来说，也只是九牛一毛，尤其是一艘载有几十万件瓷器的古代沉船上，也不过几十件官窑器，经碰撞、挤压和长期的海水腐蚀，能完整出水的更是少之又少。据此，可以推断这件出水青花盘的珍稀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