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王震被分配到上海中华书局(微博)辞海编辑所资料室任职，日常的工作就是埋首故纸堆，收集整理资料。儿时因得过小儿麻痹症，腿脚不方便，王震从小就不能像一般孩子一样出去玩耍、打闹，资料室和书房的狭小天地便是他的全部世界，而书籍则像给他安上了一对翅膀，可借力翱翔。他在资料室一坐就是半个世纪。

1980年代初，为了编著徐悲鸿著作，王震开始四处收集徐悲鸿资料。幸运的是，王震得到了一份编于1980年代初的解放前南京中央大学校友通讯录。徐悲鸿曾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教授，通讯录上有艺术科的学生四五十人名单，均为徐悲鸿任教时的学生。通过通讯录上的地址，王震给当时身处国内外的徐悲鸿学生都写去信，告诉他们自己要研究整理徐悲鸿年谱，编撰出版徐悲鸿书信集等，请他们尽可能提供徐悲鸿书信的线索，并多多回忆老师的往事。

“有些学生当年比较热情，毕业时要求老师留念，徐悲鸿就给他们写对联、诗，因而手中留有不少徐悲鸿手札。一位香港的老先生八九十岁了，是徐悲鸿的朋友，他把徐悲鸿写给他的信和信封都印给我。”

“我也给曾经的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院长吴作人写信，他说他们跟徐悲鸿学习了几年，对徐悲鸿的事知之甚少，至于徐悲鸿写了多少信，那更像大海捞针。”王震说，“也有一些人刚开始不愿提供，后来见我编了那么多徐悲鸿的书，替他们留存了很多珍贵的史料，他的老学生都非常感谢我。”

徐悲鸿的友人和学生后来也多半成了大艺术家，在世的都有八九十岁高龄了。其中多数老艺术家都给王震回过信，他们或热情提供徐悲鸿相关史料、追溯过往，或悉心解答王震困惑。王震在跟吴作人、叶浅予、谢稚柳、艾中信等80余位艺术家交往过程中，积攒下了他们亲笔写给自己的书函不下300余通，不过这些信所探讨的主题无不围绕着徐悲鸿，从徐的日常琐事、教学、交往到他的艺术修为。

这些珍贵的书函成了王震辛勤工作的见证，当人人都在费尽心思收集名人手札，王震却在无意间集齐了这样一个庞大而有意义的专题。

王震最珍贵的珍藏是吴作人1984年5月26日写给自己的亲笔函，谈及这封信，王震略显激动。他从层层叠叠的一摞书函中将其找出，一字一句念给《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听。“谈及这封信，其中的故事可多哩。”王震说。

“甘登信先生寄给我一封没有抬头的信，他告诉我说这是徐悲鸿先生的手迹，班上同学传阅时最后留在他的手上，但是没有抬头，不知道信是写给谁的。”王震就给吴作人写去两封函，一函提到这封信的由来，问他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他的。另一函是王震向吴作人打听一张8人合照的来龙去脉，照片上包括吴作人在内的7位通过对照史料，都能确定其姓名，只有其中一位怎么打听都不知道是谁。

吴作人就给王震回了这样一封信，信中告知王震，徐悲鸿那封信并非写给自己，具体写给谁他也不知，不过已将信件转交给艾中信，请他帮忙查阅。至于那张照片，吴作人非常激动，他在回信中说：“第二函附的照片，我原保存一张，在十年动乱中已失去，希望你给我印两三张，能多印几张更好。因为在此照中尚存有三人，加上给徐悲鸿纪念馆一张。时间可能在一九二九年初。这是南国社在南京第一次公演之后。”

这张照片是王震通过搜寻史料，在民国时期的《南国月刊》上翻拍的，后来弄清楚照片上的人，分别是谢寿康、俞珊、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吕霞光、徐悲鸿、刘艺斯。而王震遍寻不知的那位正是吕霞光，因为很早就去法国定居了，所以国内鲜有人认得他，但是吕霞光在法国的画室，是不少中国艺术家在法国的聚集地。而《南国月刊》则是1927年田汉与徐悲鸿一起创办的南国社刊物，刊登有很多旧时照片和资料。

为了编著关于徐悲鸿的著作，王震还翻遍了从1926年到1994年这七十年间的旧报纸、期刊和杂志，截取时人对徐悲鸿的评论；在解放前的良友杂志、上海时报、美术画报等期刊上也翻拍到不少徐悲鸿的画作和照片。

王震说，他的收藏仅仅为了便于研究和著述，这是动力也是目的。

1995年，徐悲鸿诞辰100周年，王震给他尚在世的学生和友人们去信，请他们写回忆文章，最终出了一本《徐悲鸿诞辰100周年纪念文集》，以作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