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小冬作品：干杯，西藏 

最近我在《美术》杂志上看到一组油画家于小冬彰显西藏人民生活和宗教色彩浓厚的油画，这组画给我的感觉大气、厚重、沧桑区域文化宗教信仰而富有浓郁民族特色和香火缭绕的宗教色彩。我也看过一些画家用少数民族的绘画语言和少数民族绘画语境反映西藏人民生活、生存状态的油画。如董希文的《藏族系列》、王琨的《转经》、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艾轩的《风声凄美》、徐唯辛的《圣地拉萨》和张立宪的《遥远的圣城》等，当然还有西藏画家次仁多吉藏族油画《展佛的日子》。这些反映藏民生活的油画作品，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藏民的生活面貌，完全没有形成一种巨大的气势，从画家的选材上看还似乎存在着一定局限性，似乎还缺少的沧桑和厚重感。当我看了于小冬的《渡》、《转经道》、《转经道之白、蓝、红》等油画后，我将于小冬所反映西藏人民信仰宗教的作品和其他画家的作品相比较就看出于小冬的作品更具有民族、区域、文化、宗教、信仰的味道。当然我不能说这些画家的作品谁的画比谁的好，我只能说在绘画语言和风格上不一样。如果我拿于小冬的这些画和写实画家杨飞云、冷军、王沂东、艾轩等画家的作品对比，我很难评价也很难定位，因为他们的绘画语境和路子不一样，在风格上有很大的差异。但不管怎么说，要说中国的油画家展示西藏宗教油画，那还得说属于小冬。说到反映宗教的油画，最早的起源应该说是西方的油画大师们。我在读《西方美术史话》中早就发现了许多大师的作品是通过反映宗教的作品而成名的，他们的很多作品早就成了世界美术的极品。这些油画大师用西方的绘画语言诉说宗教是从古典主义绘画开始的，准确地说是从《圣经》故事开始的。当我刚刚发现西方油画大师把宗教当做绘画的重要题材时，恐怕中国有很多画家和评论家早已发现了这一现象并且司空见惯而早就谙熟了。达·芬奇，提香，拉斐尔，丢勒，米勒等大师都是通过宗教绘画语言展示他们的绘画天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提香的《忏悔的玛格林达》，拉斐尔《西斯廷圣母》，丢勒的《四使徒》，米勒的《晚钟》等等都是用宗教的绘画语言来反映西方人的宗教信仰神圣的。

《最后的晚餐》是基督教《新约.圣经》中记载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画家选择的瞬间情节是耶稣得知自己已被弟子犹大出卖，差弟子彼得通知在愈越节的晚上与众弟子聚餐，目的不是为了吃饭，而是要当众揭露叛徒。当耶稣入座后说了一句：“你们中间有一个人出卖了我。”说完此话，引起众弟子一阵骚动，他们对这句话都作出了符合自己个性的反映：有的向老师表白自己的忠诚；有的大感不惑要求追查是谁；有的向长者询问，整个场面陷于不安之中。有很多画家无法表现这一复杂的场面和弟子们各不相同的内心精神活动，只有达·芬奇从现实生活中对各种不同个性人物的观察，获得不同的个性形象，于是在画中他塑造了各不相同的人物形象，观赏者可以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发，对画中人作出不同的心理分析。

提香晚年的画作《忏悔的玛格林达》，让鉴赏家和评论家一眼就能看出他已将金色运用得自然纯熟，画面中的玛格林达肉感十足而且张弛有度。玛格林达是《圣经》中皈依基督的妓女，提香用妓女作主角与威尼斯的情态颇为相合。在这座物欲横流的水城，妓业昌盛的青楼，人物数以万计，画家们经常将名妓引入画中。我国著名美术评论家迟轲评论这幅画时说：“与其说这是个万念俱灰向往来世的苦行者，不如说更像一个爱情上暂时失意的少妇。”

《西斯廷圣母》拉斐尔的代表作，拉斐尔和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并称文艺复兴时期艺坛三杰。他的作品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同时也代表了当时人们最崇尚的审美趣味，成为后世古典主义者不可企及的典范。

拉斐尔潜心研究各画派大师的艺术特点，并认真领悟，博采众长，尤其是达·芬奇的构图技法和米开朗基罗的人体表现及雄强风格，最后形成了其独具古典精神的秀美、圆润、柔和的风格。

《西斯廷圣母》是拉斐尔最成功的一幅圣母像，是他怀着虔诚的心情谱写的一曲圣母赞歌。画面采用了稳定的金字塔形构图，人物形象和真人大小相仿，庄重而均衡，画面背景全部用小天使的头像组成，构思新颖独到。圣母形象柔美圣洁，表现了母爱的伟大和博爱。

丢勒是德国最有成就的画家,版画家。丢勒小时候和父亲学习绘画,他广学博引,在威尼斯游历时,他吸收了很多威尼斯画派的技法,自此风格已趋成熟。

《自画像》是丢勒画于1500年的。这幅自画像是丢勒一生中艺术成就很高,最能体现他在肖像艺术方面的出色修养。这幅自画像异常逼真地记下艺术家的形象,丢勒不但精于写实,还以情绪饱满,感情真挚而著称。画面的丢勒,面部表情严肃而微带忧郁,与画家那博学多才的人文主义艺术的气质十分吻合。画中线条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意蕴无穷。

他最著名画是《四使徒》，这幅画是丢勒晚年创作最成功之作。在这两条画面上，丢勒分别画了耶稣的门徒约翰和彼得、保罗和马可。左图中，年轻俊秀的约翰，内穿浅绿上衣，外披红色的大氅，侧立着，聚精会神地注视着手中的圣经；一旁的年老的彼得也低着他宽大的前额，俯首阅读，彼得手中捧着巨大的金色钥匙，他们显示出温柔、善良的性格。右图中，披着浅色大氅的保罗，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握着利剑，双目怒视，显示出刚毅的性格，深邃的眼神，锐利而逼人；一侧的马可，手握一卷，机警地注视着四周。这两组人物的形象、性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米勒是十九世纪法国最杰出的以表现农民题材而著称的现实主义画家。他创作的作品以描绘农民的劳动和生活为主，具有浓郁的农村生活气息。他用新鲜的眼光去观察自然，反对当时学院派一些人认为高贵的绘画必须表现高贵人物的错误观念。

《晚钟》这幅画，深刻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复杂的农民精神生活：夕阳西下，一天的田野劳作结束了。一对农民夫妇刚听到远方的教堂钟响，便自然而然习惯地俯首摘帽祷告。米勒着重于描绘这两个形象对命运的虔诚。在充满黄昏雾气的大地上，佇立着两个农产品的创造者，他们感谢上帝赐予他们一天劳动的恩惠，并祈求保佑。这个恩惠就是农妇身旁小车上的两小袋马铃薯！这样的恩惠竟是他们一天劳动的报酬？形象在画上是显得那样孤立无援，他们体现了农民那种逆来顺受，随遇而安的性格。

简陋的生产工具，左侧一把挖马铃薯的铁杈，两人中间一只盛物的破篮子，除此以外，只有他们身上那件褴褛的袄衫。日落给大地蒙上一层萧瑟的氛围，米勒在这里倾注了他全部心血去刻画这种萧瑟氛围，让它来笼罩这对可亲可怜的劳动夫妇的形象。这些大师和他们的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巨作，如今早就成为世界油画的极品和许多画家临摹的版本，我国观众早就喜欢并熟悉了。

在当代中国油画中用宗教绘画语言诉说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地域文化民族风情的画家有很多，靳尚谊、董希文、赵友萍、詹建俊、陈丹青、周春芽、张晓刚、艾轩、王琨、徐唯辛、张立宪，还有藏族画家次仁多吉等等。在这些画家的作品中用宗教绘画语言反映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很多大气厚重让人想象神往力作。画家于小东的作品就是非常出色的典范。我读过他的很多作品，他大部分充满着浓厚地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味道。油画作品《天湖之一》、《天湖之二》、《佛灯》、《古塔》、《敬佛》、《转经道》、《朝圣者》等系列宗教油画，对我这个不信佛的也是很大的震动。他还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塑造出了新时代藏族儿童形象的《发呆》、《快乐的孩子》，课堂里的孩子对知识猜想、疑问时的表情，从孩子的眼神中我们不仅看到今天藏族孩子天真无邪童心的快乐，而且看到在佛光普照下的藏族后代的幸福希翼和美好的憧憬。《敬佛》中的人物在敬佛时的形象各异表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捧着灯盏，大人孩子用来自血液深处和精神家园的期盼虔诚的敬佛，画家的特殊的绘画语言彰显的淋漓尽致。于小冬的这些西藏系列油画，给我的感觉不仅厚重大气而且绘画张力已经接近大师的边缘，在中国油画史上他不但拓展了西藏题材的表现空间，而且将宗教油画赋予了崭新的深刻内涵。

《渡》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单一的宗教概念，它的文化层次和画家要表达思想深度，是一种引领人们走出尘世，进入仙境的理想高度。《渡》中前方的黄色彼岸闪烁着佛光，诱惑着船上的人们心驰神往。《渡》和籍里科的《梅杜萨之筏》有强烈的反差，一个是死里逃生，一个是寻找人类最理想的净土。每个人物的造型坚实而生动，他们在一条船的前角部位向着远处一抹闪耀佛光的金地渡去，这种强烈的抽象结构不仅表达了从世俗向宗教、冲突与和谐、现实与理想、燥动与宁静、现代与古典的朝拜的心态，使画面中的人物充满了神圣的精神仰望。

如果说《渡》是一种精神暗示，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渡》。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渡》是一种最理想的牵引和摆渡。《渡》的暗示也许包含着这一理想内涵。

《佛灯》、《古塔》、《天湖之一、二》，画家的语言从大红转向了蓝、白、灰，这种格调使画面显得更加厚重沧桑，宗教味道更加浓厚。

欣赏《渡》和他所有西藏宗教题材的作品，要深刻理解于小冬的西藏宗教题材精神内涵和本质，我从他的所有西藏宗教作品中认真咀嚼他的绘画脉络和历程，我查阅了有关他的资料，知道他在藏生活十三年，因此，在他画中我能感受到他对西藏有着深厚的情愫。在他的每一幅作品中我发现了他对西藏民族和风情有一种来自血液深处的冲动和眷恋。于小冬表现西藏民族宗教最好最深刻最到位作品就属《渡》了。“渡”在佛经里是指佛引领人们从龌龊的尘世间走向净土的理想愿望。西藏是中国宗教信仰香火最旺，让世人向往的一方古老净土。我在北方的公路上曾经看到虔诚的信徒一步一个头地向净土西藏的布达拉宫匍匐而去，他的路程也许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和遥远遥远的坎坷和艰辛，但他坚信，在通往净土神圣的路上，充满着美好的夙愿和神圣。这种感受只有虔诚的信徒们才能体会到感受到。但是在于小冬的作品中我看到了朴素古老的信仰在转经道上在朝圣途中在野山和寺院里在尘世间远远地传承下去。信徒们他们不分男女老少，他们顶礼膜拜，摇着经筒，吟颂佛经；有的一步磕一个头，有的虔诚地凝视神像和苍穹，他们相信佛一定把温暖和纯真善良施舍给人类并拯救苦难的人类向《渡》的彼岸驶去。在《渡》、《佛灯》、《古塔》、《天湖之一、二》等画面里，那些人物衣著古风、行为淳朴、信仰虔诚，看上去有点脏、有点蠢、有点粗野这是真是的写照，我亲自到过藏族人民生活的地方，亲眼看到身穿紫红僧衣的喇嘛僧人，虽然他们衣服油腻，面容紫黑但透过画家笔下的西藏人物，我感到了藏族人民的灵魂是高洁，智慧是博大，文化是健康的。我在于小冬画中看到了我亲历拉萨时的情景的再现，在布达拉宫有许多从全国各地专程来朝圣的人们，他们形象端庄，精神饱满，朴素自然，展现出人本真的尊严和纯朴，画家把这些人物刻画到了机智和神秘的高度。

于小冬的宗教油画人物造像坚实精微，画面节奏流畅、笔触纵横、色泽圆润，精细而不腻，粗放而浑厚，绘画语境和宗教内涵十分吻合。

理解于小冬西藏宗教画里的宗教精神，需要从一点朴素的宗教精神入手。我认为：在于小冬的宗教绘画语境里，宗教精神和民族信仰不仅是一个文化概念，更是一种画家们追求的亘古绘画观。透过这种古老的宗教精神，我看到了宗教信仰中的博爱、宽容，大慈大悲《渡》的胸怀，于小冬的画就是向人们讲述和诉说。

《渡》、《转经道》是于小冬成长的轨迹，他运用语言的成熟度和画面传达出的精神含量有巨大的提升。《转经道》组画才升华为一种渐趋成熟的绘画语言。这种东方长卷画式的构图更接近视觉记忆的直接印象。画家到了这种层次和境界的时候，画家怎么画已经不重要了，关键是画家要画什么。国外许多成名的大画家也包括中国的知名的油画家，他们成名的原因作都是在选材上取得的。于小冬成名的原因也于作品的选材上。忻东旺不就是凭《早点》，冷军凭《五角星》，陈坚凭《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五年九月九日南京》打响中国油画界的。在中国凡是成名的画家不是靠技法成功的，关键是在画什么起的作用。杨飞云，冷军，艾轩，何多苓，周春芽，陈逸飞，罗中立等大家成名都是靠选材成名的。于小冬当然也不例外。

于小冬是当代中国油画界实力派名家，他与冷军、忻东旺等六十年代出生的画家享誉中国油画界。他的画和写实画派都流露着学院派的痕迹，像“巴洛克”那种独特的风格。但作为一名从美术教育的画家他在人物肖像画创作方面和西方古典主义绘画大师逐渐拉近距离。《渡》其实就彰显出了一个大师的才能和天赋来了。于小冬用宗教绘画语言向西方古典主义油画境界迈进跨越。

在当代中国油画中用宗教绘画语言诉说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地域文化民族风情的画家有很多，靳尚谊、董希文、赵友萍、詹建俊、陈丹青、周春芽、张晓刚、艾轩、王琨、徐唯辛、张立宪，还有藏族画家次仁多吉等等。在这些作品中用宗教绘画语言反映少数民族宗教信仰的有很多大气厚重让人想象神往力作。画家于小东的作品就是其中最出色的典范。我读过他的很多作品，他大部分充满着浓厚地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味道。《天湖之一》、《天湖之二》、《佛灯》、《古塔》、《敬佛》、《转经道》、《朝圣者》等系列宗教油画，对我这个不信佛的也给了很大的震动。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塑造出了新时代藏族儿童形象的《发呆》、《快乐的孩子》，课堂里的孩子对知识猜想、疑问时的表情，从孩子的眼神中我们不仅看到今天藏族孩子天真无邪童心的快乐，而且看到在佛光普照下的藏族后代的幸福希翼和美好的憧憬。《敬佛》中的人物在敬佛时的形象各异表现，有的双手合十，有的捧着灯盏，大人孩子用来自血液深处和精神家园的期盼虔诚的敬佛，画家的特殊绘画语言挥毫的淋漓尽致。于小冬的这些西藏系列油画，给我的感觉不仅厚重大气而且绘画的语言张力已经接近西方古典大师的边缘，在中国油画史上也拓展了西藏题材的表现空间，而且他将宗教油画赋予了崭新的深刻内涵。

我认为：《渡》在某种意义上不是单一的宗教概念，它的文化层次和画家要表达思想深度，其实就是一种精神引领，将人们渡出尘世，进入仙境的理想境界。《渡》中前方黄金色的彼岸闪烁着佛光，诱惑着船上的人们心驰神往。《渡》和籍里科的《梅杜萨之筏》有强烈的反差，一个是死里逃生，一个是寻找人类最理想的净土。《渡》比《梅杜萨之筏》高出一个层次。画面中每个人物的造型是坚实而生动，他们拥挤在一条船的前角部位向着远处一抹闪耀佛光的金地渡去，这种强烈的抽象结构不仅表达了从世俗向宗教、从佛境到禅境、从禅境到平静的过程，画中人物朝拜的心态，使画面中的人物充满了神圣和崇高的精神仰望。

如果说《渡》是一种精神暗示，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就是《渡》。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在金钱物欲的诱惑下很多人非常需要这种引领的《渡》，我认为《渡》就是一种最理想的牵引和摆渡。《渡》的暗示也许就是画家要表现的一种深层次的理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