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发现钓鱼岛最新史料——清人钱梅溪杂记杂稿《记事珠·册封琉球国记略》之后，笔者今年又购得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初刻本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八卷(一函四册)，该书确证：290年前，钓鱼岛就属中国管辖。

该书卷二“武备”第十三叶前半页与后半页首行，清晰地记载道：“……台湾州仔尾、西港仔、湾里，凤山喜树港、万丹港，诸罗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舟古〉仔小船。再凤山岐后、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鱼逮〉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即指钓鱼岛——彭令按)，可泊大船十馀；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见书影008与009)显然，作者必须实地巡查，才能做出如此详实的记载。

《台海使槎录》作者黄叔璥是清代第一位巡台御史。黄叔璥(1680年－1758年)，字玉圃，号笃斋，清顺天大兴金墩(即北京市孙公园金墩万卷楼)人。孙公园位于今和平门外琉璃厂以西，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天府广记》作者孙承泽的私家花园。1709年(清康熙四十八年)进士，之后任湖广道御史、浙江道御史等职。1721年(清代康熙六十年)，年初，台湾岛内发生著名的“朱一贵起义”。因此，清政府加强对台湾的管辖、对台湾地方官员的监察以及信息的沟通，开始建立“满汉监察御史巡察台湾”制度、设置“巡台御史”一职，由都察院请旨派遣满族、汉族御史各一，驻台湾府城，任期一年。1722年3月8日(农历正月二十一日)，康熙皇帝钦定吴达礼(满族，本姓爱新觉罗，满洲正红旗人，乃清景祖爱新觉罗觉昌安三哥的曾孙。因先后参于平定吴三桂、噶尔丹而两次被加封官职。雍正在位时曾被委以要职)、黄叔璥(汉族，时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同为首任“巡台御史”。同月12日(农历正月二十五日)，康熙帝召见吴、黄二人，当面授以治台旨意，并授“中宪大夫”(四品)，借此强调对首任“巡台御史”的重视。

同年4月6日(农历二月廿一日)，吴达礼、黄叔璥从京出发，经过百日长途跋涉，7月中(农历六月初二日)抵台。期间，黄叔璥除了致力与朱一贵残余作战外，也经常巡行台湾各地，考察攻守险隘、海道风信，“就郡县牒牍所状”(见《台海使槎录》)，边巡行边写作所历，甚至深入山区采风、走访原住民族部落(“番社”)，其辛苦尽职可想而知。他把这段经历写入《台海使槎录》(共八卷)并署名“北平黄叔璥玉圃”，为其“巡台御史”生涯留下了丰富的纪实。据考证，其中关于钓鱼岛等攻守险隘、海道风信之记载确属黄御史1722年实地巡查后记录下的。1723年，康熙皇帝崩逝，雍正皇帝继位，吴、黄二人奉命留台延任一年，1724年，二人任满返京。

笔者此部《台海使槎录》系中国书店2012年春季书刊资料拍卖会第420号拍品，初为某古籍爱好者购得，近日笔者以高出拍卖成交价三倍的价钱买进后，进行了初步研究。原书八卷，一函四册。为乾隆元年(1736)北平黄氏家刻本，系此书的最早刊行本，半叶10行，行20字，小字双行同，白口四周单边单鱼尾。钤有“裴永霞珍藏印”、“兰痴”、“经畬”等印章。某图书馆著录此书有清代雍正年间刻本，疑是根据该书《目次》尾“雍正甲辰仲春上浣绣衣使者黄叔璥漫识”一语臆断的，当改正。

此书初刻本传世不多，据初步查考，暂仅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而笔者此部或为民间孤本。《台海使槎录》一书的刻印本较多见者为光绪五年(1879)刻印的畿辅丛书本，行款系半叶10行，行22字，版式为黑口、四周单边；另有道光廿三年(1843)琴川郑光祖青玉山房刻印本，行款系半叶10行，行25字，小字双行同，版式为白口、左右双边、单鱼尾。这两种后印本与此初刻本行款版式差异明显，刷印时间也晚一百多年，文物与文献价值自然稍逊一筹。

《台海使槎录》乾隆元年初刻本的存世，以文物与文献的两重真实性，确定无疑地说明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290年前的1722年即被中国人巡查管辖，日本所谓“尖角列岛(即钓鱼岛等)是日本固有领土”的谎言也就不攻自破！

今年9月14日，“中央社”报道，在台湾文化主管部门当日举行的第2届文化资产保存颁奖典礼上，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表示，为钓鱼岛问题寻找史料，发现了清朝“全台图说”就曾做过记载……他特别提到，最近为了搜集钓鱼台的史料寻找一些古书，发现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曾重新把一些古籍再次出版，其中包括在1872年(同治11年)台湾知府周懋琦写的“全台图说”，用图片去表达全台湾，内容清楚记载“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马英九说，当时看到这篇文献，内心非常感动，没想到台银清出的这一系列书籍不仅保存了文献古迹，在60年后也成为研究钓鱼岛问题的最好参考。

显然，马英九所感动的1872年“全台图说”之“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一语，是由《台海使槎录》中的“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馀”(1722年黄叔璥实地巡查后所记)转录而来的。

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钓鱼岛是中国固有领土》白皮书，其中“一、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之“(二)中国对钓鱼岛实行了长期管辖”明确有：“清代《台海使槎录》、《台湾府志》等官方文献详细记载了对钓鱼岛的管辖情况。”据考证，《台湾府志》中有关钓鱼岛的史料系自《台海使槎录》转录。由此可见，清代《台海使槎录》一书，确是无比珍贵的有关钓鱼岛的史料。

此前的9月23日，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做《钓鱼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演讲时，曾给予这份史料高度评价。他说：“现存对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巡航的详细记载是，清朝康熙年间，即1722年清朝政府巡查台湾的官员黄叔璥实地视察后，撰写的《台海使槎录》的官方述职报告。其中指出：台湾‘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所谓‘崇爻之薛坡兰’是指陡峭嶙峋的钓鱼岛附属岛屿南小岛和北小岛等。书中还写道：中国巡海船因钓鱼岛沿海暗沙险礁而难以驾驶，只能等涨潮才能进港。”因此，我们认为，这足以说明1722年时中国清政府官员就巡查过钓鱼岛，它是中国政府在290年前即对钓鱼岛实行管辖的历史明证！

《环球时报》据日本新闻网9月30日报道，即将成为野田内阁中重要阁僚的日本执政民主党前政策调查会长、前外长前原诚司，29日在神户市讲演中，谈到中国主张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问题时，用前所未有的口吻，公开批评中国是“极度歪曲历史。中国是个一贯伪造自己历史的国家。”

《台海使槎录》乾隆元年初刻本的存世，又一次用古籍文献这一不可歪曲与伪造的历史物证揭露了日本国内某些人，包括个别政客的言论非常之错误，同时，有力地揭露了他们试图篡改历史的真实面目！

2012年9月28日初稿，10月1日修订。

(作者系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

黄叔璥《台海使槎录》中关于钓鱼岛部分之原文摘录(见书影007、008与009)：

……近海港口哨船可出入者，只鹿耳门、南路打狗港(打狗山南岐後水中有鸡心礁)、北路蚊港、笨港、澹水港、小鸡笼、八尺门。其馀如凤山大港、西溪、蠔港、蛲港、东港(通澹水)、茄藤港、放■〈糸索〉港(冬月沙淤，至夏秋溪涨，船始可行)、大昆麓社、寮港、後湾仔(俱琅峤地)、诸罗马沙沟、欧汪港、布袋澳、茅港尾、铁线桥、盐水港、井水港、八掌溪、猴树港、虎尾溪港、海丰港、二林港、三林港(二港亦多沙线，水退去口五、六里)、鹿仔港(潮长，大船可至内线，不能抵港，外线水退，去口十馀里，不知港道，不敢出入)、水里港、牛骂、大甲、猫干、吞霄、房里、後垄、中港、竹堑、南嵌、八里坌、蛤仔烂，可通杉板船。台湾州仔尾、西港仔、湾里，凤山喜树港、万丹港，诸罗海翁堀、崩山港，只容■〈舟古〉仔小船。再凤山岐後、枋寮、加六堂、谢必益、龟壁港、大绣房、鱼房港，诸罗■〈鱼逮〉仔、穵象领，今尽淤塞，惟小鱼船往来耳。山後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即指钓鱼岛——彭令按)，可泊大船十馀；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沿海暗沙险礁，哨船龙骨艰於驾驶。即有可以开驾者，必俟潮水平时方可进港，否则沙坚水浅，终於望洋港外；更值风暴，又无收泊之所。或云：当改制杉板■〈舟古〉仔数只，质轻底平，随波上下，易於巡防，随处可以收泊。高知府铎云：“朱逆之变，士民避乱，及平台後，商旅贸易，乘■〈舟彭〉仔等平底船，在洪涛巨浪中，往来如织。康熙壬寅五月，水师营雇坐■〈舟彭〉仔出哨，遭风失桅，飘至浙江黄巖，人船卒致保全”。是在内港既属相宜，即外洋亦可无患。

…………

(文内标点系彭令后加)

附重要书影(照片)说明：

《台海使槎录》006系该书卷二“武备”第十三叶前半页书影(照片)，从右往左末行记载“……山后大洋北有山，名钓鱼台，可泊大……”。

《台海使槎录》007系该书卷二“武备”第十三叶后半页书影(照片)，从右往左首行记载“……船十余，崇爻之薛坡兰可进杉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