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无疑改变了人们的生存方式以及看待社会的眼光。市场经济的好处是“只怕想不到，不怕做不到，”这倒是很像艺术家做方案的思路，当然企业家的风险成本是更高的。但市场经济的后遗症是我们这个社会世风日下，私欲横流，以至于我们耳闻目睹的都是世俗化的信息。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世俗化的景观之中了。艺术教育产业化仅是这个世俗化景观中的一个旮旯。

我读书的时候(上世纪80年代)已经开始了大学的教育改革，二十几年的路程走下来，情形是越来越让人堪忧，改革的结果对大学来说不是正本清源，反倒使得本该清净的院校也市场化了，而且是已经没有退路的市场化。中国的大学，老茧本来很厚，改革原本就十分困难，但换个角度，如果教育也有生意可做，并且这也可以叫做改革的话，那么学校的权势者是当仁不让的。这就是人治社会的便利，这是中国体制的传统，是人际关系的传统，自然也是大学的传统。所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市场经济面前很是不堪一击，我这是针对整体现象而言的。

今天的美院还能给予学生什么?艺术教育产业化后二级或三级学院，从这里所出去的文凭究竟对社会还有什么诱惑?在政府、投资者、支付高额学费的家庭以及与学生之间，它们在教育中的链接究竟意味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延伸的问题可以很多，但我们的反思与切疼似乎总是滞后的。我们总是看到不断生成的问题，而不去直面解决问题的真正缘由。

学校是培养人才的地方，学生是国家的未来，一个学校假如把学生都当成赚钱工具的话，可以设想这个社会在整体上已经疯狂到了怎样的程度。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学校所能解决的了，它已经是社会整体在政治、经济、文化运作中的一部分了。一个学校所出台的政策与规定是很不靠谱的，因为它无法在法律层面上来加以对接。我们只要看看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我们压根儿找不到如何制约与监督教育产业化的条款，这无疑为官商的结合提供了契机。今天的学校，特别是大学，非常需要一部新的“教育法”，我们需要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使得学校回到它本来该在的位置上。有人说国外也搞教育产业，比如新加坡，新加坡每年大量招收留学生，以收取高额学费。但新加坡的教育产业是由政府的贸工部去推动的，教育部只管人才培养与创建品牌大学。教育与产业是两套系统，是各尽其责的。而我们的校长，却既是学者、教授，又时官员、老板，在这个社会上，他们什么都不想拉下，有利全图了。也许，这就是中国特色。

回到艺术教育，产业化后的学科分类，很是赶社会的时髦，因为有利可图，社会需要什么，学校即刻就有相关的专业，这表面是为学生今后的生存做打算，但实际上，课程设置都是空泛的，学生进校后大有受骗上当之感。在这样的前提下，许多学生进校四年，就一个字：“混!”我想，这已经不是一个特殊现象了，这是普遍的。

教师的情况就更加糟糕了，在学校的体制中，他们其实也与学生一样，一个字：“混!”忙的重点是校外的公司，或是兼职。我觉得，现在都有“教授公司”了，这样的环境，还谈什么人才的培养与大师的出现呢?这样的体制，把教师的人格弄得非常扭曲，心胸也非常狭窄，每天在争夺所谓“国家课题”的小圈子里弄得毫无人情味，这对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来说，难道不是一种羞辱吗?这里，我们就更不要讨论、更不用奢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了。

学生是最无辜的。学生本来在中等教育的体制中，真正的启蒙就没有开始，而到了大学，照例应该在“自由之精神”的光环里让人格有所独立，学会说真话，通过自我的启蒙与思考而表达自己。但大学居然是如此热闹，一派拜金氛围，这哪是静心研学的所在，反倒是催生“私欲”现场。在这样的环境中，艺术还能何为?

静心思考中国的这个现实，我觉得导致今天的这个结果也是必然的。政府当年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但这仅是针对市场，而政治体制的改革几乎是静态的。如此，在老的政治体制与高速发展的经济之间，它必然要激发出诸多的矛盾与问题来，而既得利益集团的出现使得政治体制的改革与推进变得更加积重难返，缓而又缓，这就是摸了三十年的石头还不想上岸的原因，各种利益关系都在这个“摸石头”的游戏里，轻易拆解不了。这也是一个连环套，教育的产业化自然也在这个环套之中。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惠施给后人留下的最难解的命题，这个命题是“连环可解也”，但面对今天的现实，“可解”在何处呢?上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思想界“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争论，就是在探讨“可解之法”，但对强大的国家政体来说，不过只是一种书生的说辞罢了。在今天，我只能说，政府才是真正的“思想家”，真正的“大师”。

当然，不管谁是思想家，谁是大师，我们需要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需要一个公正与透明的监督平台，依此限制与抗争人治的威权。只有这样，即便教育产业化了，我们还是能健康而悉心地重塑中国的大学形象与精神，复归大学的一方净土。我们需要一部新的教育法，在法治的层面上各负其责。

2012.3.18于北京上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