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平安庄赵涵漠摄

青白色的玉米棒子皮，而不是高粱穗，七零八落地躺在土路上。路旁，红底白字的条幅抻得平平整整，挂在铁丝网上，写着“热烈祝贺家乡作家莫言先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大爷，莫言家的老房子怎么走？”我问一位坐在自家院门口的老人。

“谁？你找谁？”他用手拢着耳朵，大声回问。

“莫言，那个作家。”

“噢！”他点点头，笑嘻嘻地伸手往远处指着，“往那边一直走，看见门口也挂着红灯笼的地方，就到啦。”

这是10月14日，莫言获得诺奖后的第三天下午，我在作家的老家、山东省高密市大栏乡平安庄。评论者说，这片在莫言书中总是以“高密东北乡”的名字出现的土地，已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隐秘在胶东平原边缘的丘陵和平原过渡地带的微地，扩展为世界性的中心舞台”。

高密平安庄赵涵漠摄

两年前，我在济南长途汽车站准备搭乘前往菏泽的长途车，从众多大客车里发现了“高密”的牌子。当时，我简直恨不得跳上那辆车，去看看，莫言笔下反复出现的高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如今，我站在岔路口前。左边，一溜大红灯笼沿着半空中的电线向前延伸；右边，电线杆上光秃秃的，什么装饰也没有。

向左，跟着灯笼走，就能到达目的地。

莫言旧居的两批来访者：韩国人和风水先生

目的地是一处红瓦黄墙的平房。贴着春联的破院门轻轻掩着，只有一个铁钩象征性地保卫着这个早已无人居住的院子。

莫言在这里出生、长大、结婚、生子。但自打1993年以后，他搬去了高密县城，不习惯在城里生活的父亲和二哥也搬到了附近的另一间院子，这里便再没人住过了。

院子里，杂草已经长到一米多高，东西厢房只剩一堵坍塌的墙。窗户残破不堪，只能用石块和泥巴糊上。房顶和围墙的白灰四周飘洒，铺在炕上，还铺在莫言结婚时花54元钱买的收音机上。

在此前的两天里，这间距离小城高密还有30多公里的普通农村院子，突然变得热闹极了。世界各地的记者、文学爱好者纷纷到此参观。由于人数太多，房子太小，他们只能分批进入。莫言的一个侄媳不得不暂时充当起“业余导游”来。

一位四川记者发现，有的参观者用手轻轻摸了摸莫言当年干活的农具；一些梦想着成为作家的人，“用拇指在莫言小时候做作业的木桌上轻轻划一下，希望沾一点文学灵感才气”。

距离宣布文学奖结果已经过去三天，这里的热闹正在慢慢平息。莫言旧居门口，只有一个头戴解放帽的老大爷用方言回答着记者的问题。而村里的一些年轻女人们则抱着孩子聚在那，叽叽喳喳地聊天儿。

可不远处，在莫言的父亲管贻范和二哥管谟欣的家里，他们又接待了新一批来自韩国的客人。

那两个韩国人在胶州开厂，因为在韩国就看过由莫言小说《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所以专程开车来到这里。“恭喜，恭喜，全世界，有名了。”戴眼镜的中年人用不算流利的汉语说。

“没有，没有，很普通。”管谟欣双手合十，喃喃着，脸上现出一种疲惫的神情。早在10月11日那天下午，十多家媒体就已经来到这里。从管谟欣和90岁的老父亲坐在银灰色的彩电前收看晚间新闻，一直到李瑞英在新闻联播里发布了这条快讯，他们终于在7点多的时候等到了自家媒体需要的、莫言家人愉快的表情。

那天夜里，中外媒体先后登门。管老爹凌晨两点才睡，两个小时后又被电话吵醒。以至于高密市的一位领导不得不在次日拜托媒体：“请大家让老爷子睡个好觉。”

从那时开始，媒体包围了这座院子。管家先后迎进了包括路透社、法新社、瑞典电视台等在内的几十家媒体的100多名记者，并反复回答着类似的问题。

其中一个最为常见的问题是：“你能联系到莫言吗？”

“他手机好像换了新号，获奖以后我们还没联系过。”管谟欣总是重复着这样的答案，然后一遍遍地往记者的茶杯里添水。

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赵涵漠摄

这个周日的下午，管谟欣与两个韩国人聊起了《红高粱》。他提到，这部小说确有其原型，那是1938年发生在孙家口的伏击战，“当时打死了30多个日本鬼子”。

韩国人伸长了脖子，可是他并不太能听懂管谟欣的山东话，“日本，的什么？”

“日本鬼子。”管谟欣又用同样的口音重复了一遍，“你们韩国也曾经给日本人侵略过吧？”

“噢，噢。”韩国人疑惑地点点头，他还是没能听懂这个故事。

不久后，这间晒满金黄玉米的小院又迎来了另一个客人——一位风水先生。他将墨镜反戴在后脑勺上，脚下穿着双蓝色塑料拖鞋。“老先生，恭喜！”他走过去，自来熟地握住管贻范的手，四周打量起来，“我是一路摸过来的。您这里，可真是个宝地啊！”

我跟你说，莫言……这事我可没告诉别人

距离我长期生活的北京，高密并不遥远，只需乘4小时29分钟的动车即可到达。

当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英格朗通过电话告诉莫言获奖的消息时，这位作家正坐在这座县级市城区的家里看电视，他表示“刚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有点吃惊，因为全世界有这么多优秀的伟大的作家，都在排着队等候，要轮到我这么一个相对年轻的可能性很小”。

但对于高密来说，似乎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在莫言如今居住的小区门口，十几家媒体的记者架起了摄像机。他们仔细地拍着院墙上的“翰林书苑”，据说这正是莫言亲笔题字。

晚上7点，谜底揭晓后，平安庄老父亲家的小院里，放起了礼花和鞭炮。另外40多个人则在《红高粱》里写到的孙家口小石桥放起鞭炮。在由张艺谋执导的同名电影里，那就是巩俐坐着轿子经过的地方。

一篇名为《被“诺贝尔文学奖”改变的小城高密》的新闻里写道，目前平安庄所在的胶河疏港物流园区在得知莫言获奖后，管委会火速扫荡了附近的烟花经销商，大部分烟花被送到平安乡，其余的在各村就近燃放。

就在小城的主街上，鞭炮也炸响了。据说，一位当地诗人连夜赶制了10条庆祝条幅。与时俱进的还包括拥有LED广告屏的商家，在那些不断滚动的红字黑底的屏幕上，他们一边宣传五金、水龙头、商务订餐，一边“热烈祝贺作家莫言荣获诺贝尔奖”。

同时热闹起来的，还有位于高密一中的“莫言文学馆”。自2009年开馆，这座展馆的来访者并不多，只有一位在编人员和两层办公区域。但10月11日后，馆长毛维杰已经接待了160多家媒体。

长长的红色条幅从四楼垂下来，“根植故乡莫言问鼎诺贝尔”。人们还在馆里看到另一位诺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写给莫言的手迹：“莫言先生，作为朋友，我认为你是可怕的对手，然而，仍然是朋友！”

据说，正是由于这位日本作家的提名，才使莫言的作品得以正式进入诺贝尔评委的视野。

在莫言后来曾两次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凤都国际大酒店，房间很快被记者们订满了。酒店楼下的停车场上，车牌上还有京G、浙A等标识。

关于这位作家的非官方消息开始在小城各处飘荡。

一位出租车司机说，他这几天拉了好几拨从成都、青岛来的记者。“我跟你说，莫言就住在植物园附近的翰林苑小区，这事我可没告诉别人。”

另一位出租车司机则回想起自己似乎在某次饭局上见过莫言。遗憾的是，一顿饭快吃完了，别人才告诉他这就是作家莫言。“真没看出来。”他回忆了一会，“看上去不像搞艺术的，特别憨厚，特别朴素。”

而一位开着桑塔纳接私活的司机，轻而易举地从我“说普通话”这一特征中判断出我的职业。

“今天有一场记者招待会。”他以近乎新闻官的语气通知我。然后皱起眉，瞟了我一眼，“怎么？你还不知道？”

高粱？也就田边地头还种一些

我并不是来参加记者会的。事实上，我只想借此机会来寻找高密。

正如曾有评论者所说，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正如“湘西之于沈从文，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约克帕塔法镇之于福克纳一样的文学地理版图”。从《红高粱》里第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我就被迷住了。

按照莫言的描写，那里应是如此：

“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种植。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洸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秋风苍凉，阳光很旺，瓦蓝的天上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高粱上滑动着一朵朵丰满的白云的紫红色影子。一队队暗红色的人在高粱棵子里穿梭拉网，几十年如一日。”

据毛维杰说，在当地，“高密东北乡”只是百姓口中对县城东北几个村落的统称。直到莫言第一次把这5个字写进书中时，它才落到纸面上。

一辆黄色中型公共汽车往返于高密城区和东北乡平安庄。公车开在宽阔的6车道马路上，路两边的灌木与粗壮的白杨高矮错落。但在岔路口处，这辆车拐往大栏方向，6车道变成了双行道。已经到了收获的季节。农民们将整棒玉米或剥好的玉米粒摊在马路一侧，等太阳帮忙晒干。

可高粱呢？在平安庄，已经退休的管谟欣仍旧象征性地种着家里的2亩地。他掰指头数着地里的作物：玉米，小麦，西瓜，甜瓜。

过去，东北乡地势低洼，又有几条河流交错流过，因此总受洪涝影响，只能种个子比人还高的高粱。现在，气候干旱，东北乡早没了青纱帐。高粱，“只有田边地头还种一些”，可以用来做扫帚，或是填充在房子屋顶。

我爬上莫言旧居门前的河堤，两排白杨树向左右延伸，一边尽头是河上的一座栏杆被漆成宝蓝色的石桥；另一边则望不到尽头。白杨树的叶子落了一大片，踩在堤上就会听到“咯吱咯吱”的干燥声响。

这里曾是莫言的文学启蒙地之一。夏夜，他不识字的爷爷会在河堤上给他讲些神仙鬼狐、王侯将相的故事。

但在他的作品里被描写得颇有情致的胶河，如今看来不过是一条浅浅的河流，沿岸生着些淡黄色的芦苇。在下午的日光里，河水像是不流动的，只有几只野鸭在里面扑腾，偶尔发出短促的叫声。

我和那两个韩国人在村里来回转悠。房子大多是红瓦黄墙，院门外总是晒着金黄色的玉米。沿着村路的人家，还在门口种上了几株开得正好的大红月季。

“山东的农村，都是很像的。”其中一个韩国人观察着周围。

莫言文学馆馆长毛维杰曾经作为村庄中学的语文教师，在这里生活了整整16年。“这十几年过去，东北乡没什么变化。可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这里是不一样的。”他说，“河流、石桥，我们看来没什么特别，可在莫言的作品里特别有味道。那是一个全新的东北乡。”

中国的缩影，以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

这一切，莫言早已在文章里解释过：“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是一个开放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是我在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我努力地要使它成为中国的缩影。”

但这座村庄确实有些往事，成为莫言想象的种籽。

众所周知，他最初的记忆，是与姐姐抢一片发霉的红薯干。那是个饥饿的年代，在管谟欣看来，“那时觉得红薯干都比今天的饼干强百倍”。那时，即便人们恨不得“在房顶上也种庄稼”，但还是吃不饱。

据说，他饿极了，在地里偷了个萝卜，结果被罚跪在领袖像前，父亲知道了，差点把他带回家打死。这个故事，后来变成了《透明的红萝卜》。

这个自称小时“貌丑嘴馋的孩子”，1955年出生，伴随人民公社长大，见过几十万农民一起劳动，红旗招展，拖拉机与手推车齐头并进的火热场面。但邻村却有个“单干户”，执拗地不愿加入。莫言总能看到，单干户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他的小脚老婆赶着一头毛驴，路上则留下一道深深的车辙印。

文革时，单干户因不堪忍受虐待，最终自杀。但他的故事却留在了莫言的《生死疲劳》里。

“假如有一天我能离开这块土地，我绝不再回来。”莫言曾经赌咒发誓。爷爷那辈，照料土地就像照料自己的“宠物或亲人”，“好好保养它爱护它，让它供应粮食”。可孙子这辈，庄稼边却立着一堵高墙，使人们不得离开，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不能保持独立的个性，“我们不是土地的主人，我们是土地的奴隶”。

参军成了他远离土地的第一步。紧接着，他被提干了。现在回忆起来，“那比得诺贝尔奖还高兴，意味着将来可以吃国库粮了，意味着我不用回农村了！”

他写海岛、写军营，写许许多多自己还没开始过惯的生活。直到1984年，他突然决定在自己的小说里写写“高密东北乡”。从那一刻开始，“我高高举起了高密东北乡这面大旗，像一个草莽英雄一样，开始招兵买马，创建了我的文学王国”。

他被创作欲望不断往前推，“从此后我再也不必为找不到要写的东西而发愁，而是要为写不过来而发愁了”。就像他曾经提起的那样：“当我在写一篇小说的时候，许多新的构思，就像狗一样在我的身后大声喊叫。”

“高密东北乡”已经不再是那一片小小的村落。他想要把沙漠、沼泽、森林、老虎、狮子通通移过去，并“敢于把发生在世界各地的事情，改头换面拿到我的高密东北乡，好像那些事情真的在那里发生过”。

他声称，“高密东北乡”是自己开创的一个文学共和国。而他，莫言，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

但无疑，他仍旧是个农民式的新君主。在成为诺奖得主后接受央视采访时，他微笑地解释自己创作后的感受：

“一个长篇写完，就像农民锄地锄到头了，田野上的风吹一下，劳动之后的一种愉悦。”

在没有高粱的高密，高粱红了

黄色的“村村通”公交车在柏油路上行驶，扬起一路灰尘。

几个年轻人坐在后排，大声地聊天儿，他们的对话里不断出现“莫然”两个字。在当地方言里，“言”被读成“然”。但除了这两个字，我再听不懂他们谈话的内容。年轻人们高声地讨论了一会“莫然”，然后以一阵大笑和其中几位下车，作为讨论的句点。

自收到获奖消息后，莫言本人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曾表示希望这种热潮可以很快过去，“这是我的主观愿望，一切都会按照生活自身的规律继续”。

甚至就在获奖前一天，他还与毛维杰一起去赶了高密大集。

这个五天一次的集市以E字形铺满了几条街，许多摊子都自备喇叭。几乎不需要用眼睛仔细看，耳朵就可以带你行走。卖橘子的卡车上，喇叭声嘶力竭地喊着“一块钱一斤一块钱一斤”，中间几乎听不出逗号。接下来，在凤凰传奇的背景乐下，“皮鞋20一双”。一个年轻姑娘坐在摊子后面玩手机，喇叭帮她念了全部台词：“高档服装，厂家直销，永不后悔。”

女人们骑着摩托车在人群中一点点向前蹭，离开时带走12卷卫生纸，一捆大葱，或一麻袋土豆。当然，她们并没忘记让孩子坐在装土豆的麻袋上。

赶集就是莫言平日里最热衷的活动之一，他总认为这些都能帮助他“像个真正的高密人那样生活”。

但10月15日，他可能并没能来赶大集，围绕着他的新闻热潮还在继续。

就在记者们先后入住、当地唯一一家按四星级标准建造的酒店里，一份当地晚报总是在傍晚时分送进客房。

10月13日，这份晚报的头版写着“莫言：希望莫言热尽快冷下去”；第二天，“莫言手稿飙升百万元”；第三天，“一个县城的诺奖效应，重新发现‘红高粱’”。

整个高密都沉浸在喜悦之中。就在文学奖公布当晚，市委官员去莫言在市区的家登门献花。报纸里则透露了当地官员的发展战略，“怎样让莫言品牌扩大高密的影响力是我们要考虑的事情”。

三年前，一则新闻里就曾报道过，因为“莫言文化需要挖掘和弘扬”，当地希望修缮莫言留在平安庄那间残破不堪的老房子。那或许与

当时“高密奉献十道文化大餐”的规划有关，在其中“开发一条文化生态旅游线”上，“莫言旧居”就已经被列入名单。

如今，这座县级市还计划打造红高粱文化园，电影《红高粱》里的大片高粱地、造酒坊等场景将被复制。

高密一年一度的“红高粱文化节”，在过去两年里都邀请到了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和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出席。人们相信这是由莫言促成的。一位高密官员曾向当地晚报记者表示，“铁凝是正部级，张炜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一个县级市要请到这样的人，很难啊！”

由于今年基本确定莫言出席，主办方相信，这一次，再不必那么费力地邀请文化名人了。

村庄还是原本缓缓生长的样子

在高密东北乡，除了红灯笼和条幅，一切还是老样子。公共汽车仍然慢吞吞地开着，还在路边突然没来由地停了下来，司机披了件外套下车与熟人聊天儿。一个中年男人走到车门口，大声问了句：“师傅啥时候走啊？”

没有回答，他又自顾自地说了句，“我下车尿泡尿，等会儿我啊。”

在平安庄，老人们扯着小凳坐在院子门口，眯起眼睛享受着午后的阳光。一对中年夫妇叉开双脚坐在一堆玉米前，将玉米皮一把把地薅下来。公路旁，一个人在放羊，另一个绑着头巾的大妈就趴在栏杆上专心致志地看放羊。

就是这个看上去很平静的村庄，催生了小说家莫言的绝大部分故事。“直到现在，我的大部分小说，动用的还是我20岁之前积累的生活资源。我20几岁以后的生活，还没有正儿八经地去写。”

二哥管谟欣告诉老父亲，弟弟获得这个奖“全世界60多亿人，一年就选一个，很重要”。但是转回身来，他和父亲都反复跟媒体强调，“莫言就是很平凡的老百姓，没什么特殊之处”。

在央视的新闻片里，主持人问起莫言，这次得奖有没有可能对中国的文学环境起到作用。这位大作家却回答：“现在文学的土壤，比较正常。你不可能再去老幻想，80年代初期那样，搞一个诗歌朗诵会，在首都体育馆，一万人满座。一部短篇小说出来，千人传颂，像过节一样，那是不正常的。现在这样一种相对冷静、相对边缘、相对落寞，没有什么坏处。”

10月14日傍晚，我离开平安庄。公交车已经只剩一两班了，要等半个多小时才能来一趟。正在等车的一个男孩脸上长了几粒青春痘，他就住在邻近的村里。我问他，之前看没看过莫言的小说。

他摇摇头，指着远处路口的条幅，“看见那些我才知道这儿还有个作家”。

1984年，莫言在自己的《白狗秋千架》里第一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他写，“长七十里宽六十里的低洼平原上，除了点缀着几十个村庄，纵横着两条河流，曲折着几十条乡间土路外，绿浪般招展着的全是高粱”。

他还用劲描写了村前的路：“原是由乌油油的黑土筑成，但久经践踏，黑色都沉淀到底层，路上叠印过多少牛羊的花瓣蹄印和骡马毛驴的半圆蹄印，马骡驴粪像干萎的苹果，牛粪像虫蛀过的薄饼，羊粪稀拉拉像震落的黑豆。”

高粱不在了，土路也不在了。可是村庄，似乎还是原本缓缓生长的样子。

我和男孩蹲在尘土飞扬的柏油路前等车，一个胖胖的中年人也蹲了过来，随后，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大爷也蹲在旁边。

一辆挖掘机慢悠悠地驶近，一路轰隆隆地响着，从左开到右。我们四个人的眼睛也紧紧盯着挖掘机，转过脑袋，从左看到右，直到它开往远方。

在热闹散去的平安庄的黄昏里，似乎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新鲜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