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尔瓦多·达利的雕塑市场而今已是一潭浑水，饱受错误信息、未授权版本、所有权纠纷、伪造品的困扰。达利基金会始终在利用法律诉讼和道德劝说两种途径减缓非法复制品的蔓延但收效甚微。而这一切源自艺术家晚期为了维持奢侈生活的过度授权。

达利的晚期雕塑遍布世界各个角落，而其价值几何是个令人困扰的问题。

巴塞罗那的达利雕塑家博物馆常常是游人如织。这家位于城市旅游区的博物馆经常举办一些雕塑大展，但人们往往并不清楚，这家博物馆只是普通的营利机构。今年6月，萨尔瓦多·达利基金会在历经3年之后，赢得了与该博物馆之间的一场诉讼。法庭认定达利雕塑家博物馆使用了达利的“品牌”，让消费者错以为这是达利官方博物馆。这一官司依然在上诉中，但基金会成功请求法庭在审判期间停止了博物馆的展览。基金会执行主席萨维兰诺·坎帕兰斯（SevillanoCampalans）相信该案例是成功的头炮，有助于他们未来继续对滥用达利的版权、商标、形象谋求商业利益的打击。

这场胜利对于达利基金会而言是久旱逢甘霖，达利的雕塑市场而今已是一潭浑水：1989年达利去世后，艺术家晚期受托制作的一系列雕塑而今依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被浇铸和销售。

2008年，《艺术新闻》杂志就曾经调查了蓬勃发展的达利雕塑复制产业，基金会始终在利用法律诉讼和道德劝说减缓复制品的蔓延。但举步维艰的进展显示，即便是一个富有的基金会，想要控制重要艺术家的身后遗产也颇为不易。

10家授权厂，无数仿冒品

《艺术新闻》调查显示，晚期达利雕塑饱受错误的信息、未经授权的版本、所有权纠纷、伪造品的困扰。雕塑大量涌向拍卖市场，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大拍卖行近两年几乎停止了对于达利雕塑的拍卖。

与此同时，可疑的新雕塑不断涌现。罗伯特·德斯查尼斯（RobertDescharnes）在1985年至2004年运作“德艺术”（Demart），专门代理达利作品，而今其子尼可拉斯（Nicolas）继承了父亲的学术声望。尼可拉斯表示，他常常在eBay或拍卖公司见到凭空出现的达利作品。比如，去年12月，上海泓盛拍卖有限公司有件达利的《花鞋》拍得6.9万元人民币。“我从未听说过这件作品，也从来没见过与此相关的素描。”德斯查尼斯表示。

与此同时，人们可以轻易通过互联网订购到一件达利的仿制品。比如说，本雅米诺·李维（BeniaminoLevi）是达利雕塑在欧洲的主要供应商，但河北保定有一家“永恒工艺品制造厂”，提供和李维生产的雕塑同样的市场化版本。永恒工艺品制造厂的要价是每件1200美元至4000美元，根据作品尺寸和订购数量而定。记者假扮成买家，通过电子邮件查询123厘米高的达利铜雕的情况，这件作品和李维生产的几乎一模一样。一位销售代表以邮件回复说，公司可以制造25件限量版，编号1至25，加上3个艺术家授权的作品，每件仅售1600美元。销售代表甚至发来一张照片，展示了青铜雕塑上的“达利”签名。

当被问及工厂是否有达利雕塑的生产许可，销售代表通过邮件回复说，“抱歉，我们没有。我们只是根据客户的需要制作雕塑和工艺品。只要提供照片给我们，我们就可以依葫芦画瓢地做出来。”

记者无法判断这类雕塑销售了多少，但生产复制品无疑将获得大量商业利益。一件艺术家授权、李维生产的4英尺高的《空间维纳斯》（1977-1984）于2010年11月在香港伊斯特拍卖公司以12.179万美元成交。李维通过巴塞罗那的律师表示他此前并不知晓仿冒的事情，但一旦了解到更多情况将做出“适当的决定”。

欧洲大约有10家公司制作达利雕塑，李维是其中之一。这类作品大多是青铜的。最小的不到1米，限量版售价约为数千美元，一个版本生产量最多可达1万件。最大的作品可以达到3米多，一件作品的售价在100万美元以上，经常制作12个限量版件。所有的厂家都表示自己和达利本人或其代理人有合约，被授权生产达利雕塑。对于收藏家或学者来说，要搞清达利和这类产品之间有多大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也并不知晓生产者是否会忠于他们对于“限量”的承诺。大量达利作品的授权合同都是在达利生命晚期达成的，开始是通过艺术家的妻子加拉（Gala）——当时她正饱受疾病困扰，然后是通过经历丧妻之痛的艺术家本人。达利去世后，大量雕塑版本不断涌现，是否经过授权已经很难一一确认。

合同成百上千，艺术价值寥寥

学者质疑这些晚期雕塑的艺术价值。“大部分都源自于素描，完成的质量并不是那么让人激动人心，”策展人让-休伯特·马丁如此解释为何他没有将达利晚期雕塑纳入正在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举办的达利大展。这些作品甚至在2010年在亚特兰大高等艺术博物馆的达利晚期艺术展中被忽略。客座策展人艾略特·金（ElliottKing）表示，“我并不是特别反感这类雕塑，但它们并没有像其他作品那样准确反映达利的设计和绘画。它们常常不是达利创作的，甚至都没有达利的署名。它们不像绘画和素描那样，直接来自艺术家的创造。”

西班牙期望达利基金会能够妥善管理达利的遗产。艺术家在身后将一切遗留捐献给西班牙政府，尽管目前西班牙正在经历经济危机，但达利基金会的资金状况还不错，它的主要收入来自达利博物馆、珠宝展、艺术家的故居和城堡。去年，游客人数又同比增长了7%，达到140万人次，利润达到610万美元。

基金会并不介意正在出售的种种雕塑，但期望其来源能够清晰可辨。至今，基金会尚未就合同问题同各生产厂商提出质疑，显然，达利、加拉以及其代理人签署了不少生产合同。

李维授权其在美国的代理律师福克斯（Fox）向《艺术新闻》展示了位于华盛顿版权办公室的合同明细。文件表明，年迈的达利和妻子几乎愿意出售任何权利，包括达利的署名权，以支持他们奢侈淫逸的晚年生活。这对夫妇的商业代理人在他们去世后出售了更多。萨维拉诺表示，达利基金会目前保存着一部分艺术家晚期雕塑的版权出售合同，但依然有大量合同下落不明，据估计可能达到数百份之多。

李维而今已是80岁的老人。他起初在米兰开办画廊，直至1970年代晚期和达利相识并开始转做雕塑生意。李维声称拥有29件达利雕塑的使用权，他有权就此制作大小不等的雕塑。他在巴黎、伦敦和威尼斯拥有商业的达利展览空间。在全球同时举办数十场达利雕塑的商业展览。小型雕塑（0.3米至1米高）限量350个制作并出售。大、中型雕塑（分别被称为纪念碑版和博物馆版）通常以总共12个（甚至更少）的限量版推出，全部拥有艺术家授权。这些雕塑首先在1980年和1984年推出，李维表示他拥有所有29个雕塑的版权，还有19件平面作品，以及2个达利的签名。

李维首先直接从达利处获得了6座雕塑的制作授权。其余的授权主要通过达利的两位代理人，1972年至1981年是恩里克·萨巴特（EnriqueSabater）的“达艺术”（Dalart），1985年起是“德艺术”，后者于2004年在与达利基金会的诉讼中败北，从此失去了达利作品的代理权。

李维从萨巴特处购得23件雕塑的版权。文件表明，达利创作了雕塑的草图和素描，并通过欧洲铸造厂完成了其原始版本。1990年代中期，在达利去世后，李维购买了这些雕塑的国际版权，以及大部分雕塑的“纪念碑版”制造权。与德艺术公司的合同显示，李维每售出一件雕塑，需要支付12%的版税。

萨巴特而今处于半退休状态，不过他依然时常组织达利的艺术作品展，常常利用自己的收藏，并且和李维进行合作。去年年初，他在纽约时代华纳中心展出了自己的达利素描绘画和李维的达利雕塑。

萨巴特表示，他之所以在1981年停止代理达利作品，部分原因是他不同意加拉代替丈夫签约的做法。1980年8月23日，萨巴特与加拉签署了一份合同，包括大量达利作品的版权，以及一个达利的授权签名，之后逐渐开始与艺术家夫妇分道扬镳。

这份合同让萨巴特有权根据图像生产各种达利相关的衍生品，包括“加拉香水”，以及青铜雕塑、陶瓷、图片、枕头、挂毯等。达艺术此后将一些授权转卖给了他人，包括李维的工厂。根据伊安·吉布森（IanGibson）1998年的传记《萨尔瓦多·达利的秘密生活》披露，艺术家夫妇坚持一次性结清，却把长期利润留给了萨巴特等人。

拍卖行谨慎操作，基金会举步维艰

2008年开始，苏富比和佳士得几乎停止了达利雕塑的拍卖。根据Artprice网站的数据显示，2009年和2010年，两大拍卖行总共拍卖了4件达利雕塑。平均价格为17万美元。这与此前两年的数据截然不同，2006年总共有40件雕塑上拍（平均价格2万美元），2007年有37件作品上拍（均价是3.45万美元）。

近期，达利雕塑的销售又有所恢复，特别是在苏富比。去年11月，苏富比在纽约卖出3件来自李维的小尺寸达利铜雕：3英尺高的《空间大象》（SpaceElephant）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AliceinWonderland），18英寸高的《背负时间的马》（HorseSaddledwithTime），成交价格在2.7万美元至3.25万美元之间。

苏富比和佳士得都不愿意对于达利雕塑作出评论，但他们目前在是否销售方面很依赖德斯查尼斯的意见。苏富比就日前的销售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每件作品都由罗伯特或尼可拉斯·德斯查尼斯验证”。尼可拉斯表示，他确实曾到纽约去看过这些雕塑，但他和父亲都拒绝验证达利雕塑。他向满怀狐疑的人们推荐自己2003年推出的著作《达利：坚硬和柔软》（Dalí:TheHardandTheSoft），作为达利雕塑的主要参考。

大部分的拍卖行只会上拍书中提及的达利雕塑，即便这份名单并不完整甚至有些过时。基金会多年来始终在讨论是否要开始对达利雕塑进行目录整理，但至今未作出决定。“如果基金会对于达利雕塑的市场感到担心，它就应该出版权威的书籍。”法国拍卖公司Artcurail的副主席弗朗西斯·布里斯特（FrancisBriest）表示，“基金会什么都没干。”

萨维拉诺希望雕塑的生产者能与基金会签署新的限制性合同，但遭到大部分生产者的拒绝。

达利晚期雕塑的一个重要收藏者，克洛特收藏（ClotCollection）已经开始与基金会进行合作。他们计划联合推出50件作品，这些雕塑都是根据1970年代达利画给马德里画商伊西德罗·克洛特（IsidroClot）的小草图制作的。克洛特收藏希望基金会认可他们的授权。“我们并不打算和基金会签署新的合同，没有必要。我们未来有更大的计划，因此希望和基金会搞好关系。”合伙人之一胡安·奎罗斯（JuanQuirós）表示。

法国瓦尔苏纳（Valsuani）铸造厂的李奥纳多·贝纳托夫（LeonardoBenatov）已经更新了合同，但他最近改变了主意。“基金会的条款有太多限制，”贝纳托夫的律师让-弗朗西斯·马奇（Jean-FrancoisMarchi）表示，“每次谈判出现问题，做决定的都是基金会，而非双方。”

萨维拉诺反驳说，贝纳托夫在谈判完成“一年半之后”才提出异议。贝纳托夫而今已对基金会提出法律诉讼，“与基金会回到战争状态。”马奇表示，这样的对抗并非孤例。■

（作者系《艺术新闻》杂志撰稿人，朱洁树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