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基础，同时关乎每个家庭的幸福。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断层，直接的结果就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础上的很多传统道德和传统学风被摧毁，如今的教育正在陷入一种缺少核心价值的困境，随之而来的结果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加速滑坡，这让很多学者痛心疾首，于是很多人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寻找解决之道。事实上，中国古人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很多优良的传统，南北朝文学家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就是中国传统教育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眼下，著名学者唐翼明推出了他的新书《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结合他在两岸工作生活的特殊经历，希望能给读者以启迪，他坚信唯有重树家教才是根治当今中国社会乱象的良方。

1949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唐振楚做了一个决定，把3个孩子留在大陆哥哥家，自己和妻子王德蕙去了台湾，自此骨肉分离40年，当时唐翼明8岁。“土改”时，唐振楚的哥哥在湖南老家被划成地主，遭到残酷清算，自杀未成，家里田地也被分了，从此变得脾气暴躁。寄养在大伯家的唐翼明和弟弟妹妹日子不好过，没过几年妹妹害痢疾病死了，弟弟唐浩明被一个理发匠抱养更名改姓，他自己则被伯父的无数耳光打掉了右耳听力。再往后的反右、“文革”，他自是历尽磨难，在“狗崽子”的骂声中长大，20岁时被打成“反革命”。成长岁月里唐翼明孑然一身，饱尝世态炎凉，昔日家族鼎盛，门楣光辉的岁月在他的记忆里斑驳模糊。

 

 

唐翼明从小聪颖，考试不是第一就是第二，1957年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当时武汉最好的中学——武昌实验中学。那时的他一心学科学，理想是拿诺贝尔奖，毕业想考当时最热门的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但高考之后，哪都没要他。后来唐翼明才知道，当时自己的成绩竟然是全湖北省第二。幸运的是，中学校长惜才，留下了18岁的唐翼明，他有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中学老师。

谈到过往的苦难，唐翼明笑说，他的命运其实并不坏，幸运之神总是适时地出现，“20岁时，我因为组织诗社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其实我们没写什么坏诗，我被关了起来，当时想，不知道得判多少年刑。恰好‘文革’开始了，大家一乱，也没心思管我了，就把我给放了。‘反右’时，我15岁，恰好不够当右派的年龄。36岁考上武汉大学研究生，当时国家规定，报考者最大年龄不能超过36岁。如果我早生一年，或者晚恢复高考一年，我就都赶不上了，这辈子也就别想改变命运了。在当时，像我这样的人，唯一能改变身份的途径就是读书。”

1978年唐翼明幸运地考入武汉大学，成为“文革”后的首批研究生，40岁时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夏志清教授的博士，国家不放行，他不服气，几经折腾才最终得以赴美。上世纪90年代初，唐翼明去了台湾，和他的父母家人团聚，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位到台湾的大学任教的大陆学者。唐翼明在魏晋文化与思想研究方面造诣深厚，年近七旬，他重返大陆定居，出书解读传统家教典籍《颜氏家训》，从小未受过家庭教育熏陶的他极力张扬中华文化中的家教传统，并坚信，唯有重树家教是根治当今中国社会乱象的良方。理当不是巧合，他的弟弟唐浩明，也关注传统文化和传统家庭教育，成为当代曾国藩研究大家，如今，唐浩明是湖南省作协主席。

唐翼明的父亲是国民党高官，母亲王德蕙也是世家出身，大舅是国民党最早的中央委员。唐门家风鼎盛，极为重视传统文化，然而历史造物弄人，唐翼明直到40岁时才在美国见到父亲，后回台湾陪伴在父母身边，感到了言传身教的意义。父母说话声音很轻，国学功底深厚，他们很少和两个儿子谈论几十年前的往事，而是教育他们要淡化过去的苦难面向未来。父亲身居高位，但不要求子女出人头地，教导他们固然要成才，首先要做个读书明理的君子。两岸开始接触后，唐翼明的弟弟唐浩明就选择早早地将两个女儿送到台湾，在祖父母身边接受教育，祖母对孙女的期望则是：像不像大家闺秀不勉强，找丈夫，不一定要怎样优秀，要人品好，一定不能做第三者。

父母去世后，2007年唐翼明从台湾重返武汉定居，如今他是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院长。

 

对话

反思家教从“文革”开始

记者：您在七岁前后，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您感到家教传统有巨大的改变吗？

唐翼明：变化太大了。中国传统耕读之家的家教包括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人品道德教育，人品道德教育尤其重要，《论语》、《孟子》都是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做君子，这样的教育1949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到“文革”后被摧毁，传统的道德教育被政治思想教育取代，这已经是一种异化的道德教育。以前大家认为很宝贵的品德不再被强调。

记者：大的社会变动往往是体现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当年令您有这种感触的是什么事？

唐翼明：我高中时开始和妈妈通信，她的信从台湾寄到香港，经由朋友再转寄给我。有一次，班主任宣布，班上有同学丢东西了，于是让大家都不要走出教室，开始搜查每个人的位子。结果，什么也没有搜出来，却搜出了我母亲写给我的信。这些信被班主任拿去到党支部请功，那年我的操行评定非常差，班主任成了积极分子。这一件小事，在传统教育里是不合乎道德的，是欺诈、鼓励告密，因为后来我得知根本没有同学丢东西，而是有人向班主任告密说我收到香港寄来的信，于是组织了那次搜查行动。但是，从革命的立场看，在当时是对的。

记者：身处其中，您当时是很清晰地意识到老师的行为有失，还是会迷惑？

唐翼明：我当然觉得老师做法不对，但没地方说理，也不能说，只能承受，过多的承受就会造成心理和人格的歪曲，以后就会从这样的事情上吸取教训，跟人不能多说真话，跟朋友也不行，朋友之间的出卖会让老实人吃亏。

记者：那么，在家里呢，家教也变了吗？

唐翼明：最开始还和从前一样，耕读之家的传统没有变，伯父是农民，非常勤劳，农忙种地，农闲读书，还会请来老师，和自己轮换着教家里的孩子们读古文。每天清晨我们都会一早被叫醒读书，如果赖床不起就会挨打。但家教慢慢地也变质了，再后来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尤其到“文革”以后。因为既然学校里用政治教育取代了品格教育，“文革”以前也有很多运动，那么，一个成年人都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最重要的是政治立场，包括家庭成员之间都不能讲实话，有时候儿子、女儿都会成为揭发你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家庭教育不能正常进行。如果一个父亲依旧教儿子要正直、诚实、不能说谎出卖朋友，很可能就被儿子揭发了，和政府要求不一致，怎么办？当然也还会有一些人坚持传统的教育，但那个阶段，大多人的家教已经缺位了。

我觉得，中国社会正常的道德教育至少缺失有三代了，从我那一代人开始。我们在批传统、除“四旧”后，把以前的东西都反掉了，反掉了之后，我们就没有支撑，因为我们不仅反了古代的，也反掉西方资本主义的，反掉了苏联的。“文革”以后，人们对毛主席的一套理论也渐渐不怎么看重了，这就很可怕，这个社会变得缺乏精神支撑，我们看到今天的社会有这么多乱象，人和人之间缺乏诚信，道德上的许多问题，都源自于此。

 

 

记者：您到美国读书时，四十岁了，基本性格、行为方式已经定型了，是中西方差异的强烈对比让您开始反思中国的家教缺位，还是后来到台湾教书后开始的呢？

唐翼明：我觉得我的反思在“文革”中已经开始了。我在“文革”以前是一个思想很进步的青年，“文革”中挨整了，因为我和几个朋友组织诗社，完全没有不好的思想，但那时候只要不是党领导的组织都是反动的，所以挨整了。到了林彪事件之后，我的反思就很多很多了，我已经开始意识到政治教育是不能代替道德教育的，否则，林彪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人，因为他是在政治系统中受到很多的教育，很多的考验，为什么会成为叛逃者呢？可见，一个人的人品品质并不能依靠政治觉悟衡量，这是两码事。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到现在，大学里还没有一门公民课，针对道德修养的提高。

成功需要成“人”做支撑

记者：我们小时候也有思想品德课，但如果在大学里，还有一门课教大学生们诚实做人，德大于财，似乎有点滑稽，当代的年轻人早已浸淫在拜金、崇尚权威的社会风气里许久，即使开了这样的课，未必能起到什么作用吧？对升学和找工作没帮助恐怕都不会有人去听。

唐翼明：我们这个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出现了扭曲，人和人之间缺乏基本的诚信，可是我们传统上不是这样子的。

记者：所以，您觉得唯有家教的改变能改变这种糟糕的现状？

唐翼明：能呀，最能改变现状的就是家教，因为一个人人格的形成、基本的道德素养的养成是在家庭，不是靠学校，学校能做当然好，可惜学校不能做。尤其是我们的学校，前三十年以政治代替道德，后三十年以赚钱代替道德，我们现在学校想的是如何让学生拿到一个学位，找到一个好职业、找一份能赚钱多又不太累的工作，并没有常常去想我们怎么能培养出一个正派的君子，良好的公民。可是这才是最根本的，如果一个社会充满着形形色色的骗子，充满了无数自私自利的人，无数不可相信的人，这个社会能好吗？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道德滑坡得很厉害。

记者：像您这样在海外生活几十年，现在说这样的话，很多人会觉得是在唱高调，如果您始终生活在这里，遇到现实的问题，谈谈家教就能和大环境抗衡吗？

唐翼明：我也可能受影响，但内心会很抗拒。说句不好听的，我们现在的教育是偏颇的，就像一个中风的人，右脚能动左脚不能动，当我们说我的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我们忘记了，孩子首先要品质好，要正派，要是一个君子，我们把这只脚忘记了，用一只脚在走路，只要知识多，进名校，要才能、技艺多将来好找工作。其实，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都要先做人，人都没有做好，只想怎样赚钱多，这是很糟糕的，而且有一天你会滑下来，因为你缺乏“人”做支撑。薄熙来为什么这样，因为道德品质太差了，“文革”时他就曾一脚朝他爸爸踹过去。

记者：您在解读《颜氏家训》的书中有一段以谢安为例，讲家长的身教比言教更能影响孩子。所以您看，现实是，我想让孩子受好的教育，就要上名校，但上名校，恐怕仅仅凭着我的正直的德行是办不成的，这样的身教又如何教导孩子呢？

唐翼明：对，如果家长都不能正身，如何教导孩子？如果家长一天到晚打麻将，怎么能让孩子不玩电脑呢？你说的很对，在大环境面前，道德显得苍白无力，但是，我们的大环境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糟糕，因为我们已经两三代人都没有正常的道德教育，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如果再这个样子垮下去，我们这个民族就完了呀！你觉得这样正常吗？所以即使我生活在这个环境下，我还是要尽己所能改变这个环境，不然我的儿孙将来处的环境还要更糟。

 

 

记者：改变的方式呢？

唐翼明：就是这本书，我写本书，尽自己的努力；你是记者，报道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指出我们国家教育的偏颇，这就是你做的努力；他不骗人，就是他做的努力呀！好过我们大家同流合污，我写本书说不讲道德很现实，你报道道德品质没用，然后他再去骗人，那我们这个社会垮得很快，再过几十年，没有人再相信中国人，都害怕中国人，不要跟你做生意。当我们大家都向善的时候，社会向善，当我们大家都丧失信心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变得更糟糕。你可能认为书本提倡的东西和现实不太合拍，这是很自然的。

记者：我看到您的书里提倡门当户对的婚姻观，但现在大家默认的是婚姻改变命运，权势与金钱是摆在第一位考虑的。

唐翼明：我觉得婚姻门当户对是没有错的，如果两个人恋爱可以不大考虑这个问题，如果结婚，就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事了，两个人的家庭、朋友、圈子都要发生关系，不考虑门当户对问题就多了。比如你出身知识分子家庭，对方是个农民、商人或者是没有品质道德观的家庭，最终两个家庭之间的摩擦会搞得两个人焦头烂额。所以我说的门当户对不是用金钱衡量，而是说找个清白的家庭，价值观上较为相同的家庭，比如两个家庭都看重知识，讲究正派，这样的门当户对，不要只是看到对方有钱。比如女孩子希望嫁到有钱的家庭，可以省去很多年的努力，这个也没有错，但不能只看到钱，比方说，前几年嫁给文强的儿子一定很对，但是现在呢……所以，女孩子要睁大眼睛，从长远看，两个家庭的价值观、崇尚的做人原则一定要门当户对。我年轻的时候，中国人的婚姻是被政治时髦搞昏头，现在，中国人又被金钱时髦搞昏头，如果你完全不考虑对方的家教、人品，只看钱的话，那老实告诉你，将来吃亏是肯定的。

不偏信西方人

“爱的教育”

记者：您的书里对西方爱的教育提出异议。我小时候都是被批评教育长大的，搞得自己长大也很怯弱，不怎么有自信，大多数我的同龄人皆是如此，所以我想以后有孩子，要让他在爱的教育下长大，从小有自信。而且从时间远近看，西方人的教育经验较之中国古人，应该更适用于我们当代生活，但您认为，古人的严苛家教更适合中国人，为什么？

唐翼明：我不认为一切都要延续古代传统，我是认为，古人讲的好的东西应该延续下来，不要认为我们古人讲得都错了，西方人的都对。你看，我们对西方人所谓“爱的教育”有曲解，比如西方人几个月的小孩就要和父母分房睡，培养独立性，十六七岁就要自己赚零用钱，读大学要自己筹学费……我们中国家长做不到这一点呀，为什么只学一面而不学另一面呢？我们想宠爱孩子，就学人家爱的教育，人家严格要求孩子的一面看不到，或者假装看不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中国是独子教育，大家都在宠爱一个孩子，生怕这个孩子受到的爱不够，这种情况下更需要严格教育，爱太多了，孩子自我为中心，很少考虑别人。

 

 

记者：说到自我为中心，现在的年轻人，比如90后，他们觉得这样很有个性，没什么不好，外国人也很讲究个性。

唐翼明：对，又在西方找到了根据，可西方的教育不是说所有的个性都是好的，而是说每个人的品质都可以发展出好的东西来，并不是说你不用顾及别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学西方的东西，学一面不学另一面，学皮毛不学更深的东西。以我的经验，中国人的教育，严一点出问题会比较少。

记者：您对自己的孩子，能做到严格要求吗，尤其是隔代的孙儿？

唐翼明：我现在每次给女儿打电话都要叮嘱，你不要溺爱孩子，不要怕他受罪。虽然她也不见得能接受多少，但慢慢她会在受挫时想到爸爸讲的对，所以，是很不容易做，但认识到这一点还是有好处的。为人父母要懂得，最终是要孩子独自面对世界，这才是爱孩子的长久之道。我们现在太害怕孩子吃点苦，受点罪，这样的孩子，将来独自面对生活的时候，面对艰难的时候怎么办？现在的孩子常常觉得自己了不得，对别人考虑不够。我自己七岁时远离父母，十二岁考上初中，学校离家一百一十里路，学校在什么地方，门朝哪里开都不知道，不要说没有汽车可坐，连一个带路的人都没有。开学的那天，只有起个大早，背上包袱，跟着一个做生意的小贩，一路小跑，鼻孔流血，双腿肿胀，但最后还是走到了学校。这是我人生重要的一课，我由此懂得，人生的路是必须自己去走的，只要有勇气，有毅力，不怕吃苦，也总是走得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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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

颜之推与《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北齐文学家颜之推的传世代表作。他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处世哲学，写成《颜氏家训》一书告诫子孙。《颜氏家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内容丰富、体系宏大的家训，强调教育体系应以儒学为核心，尤其注重对孩子的早期教育。他的理论和实践对于后人颇有影响。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光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民族英雄颜杲卿等人。

颜之推认为家庭教育要及早进行。儿童出生之后，便应以明白孝仁礼义的人“导习之”。稍长，看他“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之时，就该加意“教诲”，该做的事就引导他去做，不该做的就不让他做。如此教育下去，到9岁以后，自可“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颜之推认为幼儿期，儿童受到的好的教育与环境影响，抑或坏的教育与环境影响，都会在儿童心灵上打上很深的烙印，长大以后也难以改变。

颜之推同时提倡严格教育，认为家庭教育应当从严入手，严与慈相结合，不能对儿童溺爱和放任，父母在子女面前要严肃庄重，有一定威信。他说：“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颜之推继承儒家学者关于“慎择友”的教育思想，十分重视让儿童置身于比较优良的社会交往的环境之中。他认为家庭教育要注意选邻择友。颜之推承袭了孔孟“孝悌仁义”的道德传统，注意子女道德的教育。他认为士大夫子弟的教育应该“德艺周厚”，以德育为根本。他教育子女以实行尧舜的政治思想为志向，继承世代的家业，注重气节的培养，不以依附权贵、屈节求官为生活目标。

 

 

唐翼明眼中的“高官”父母

唐翼明说父母非常朴素，从未见过喜欢交际的母亲有任何首饰。她的衣服只有几件比较好的旗袍，其他大都是在路边摊两三百块台币买的，不到人民币一百块钱。妹妹告诉他，小时候去爸爸的办公室玩，想拿点纸和铅笔回来写字，就被骂一顿，说公家的东西怎么可以拿。

父亲的老司机告诉唐翼明一个笑话。有一天老司机有事过不来，父亲坐计程车去上班。父亲记得清楚，在离总统府还有一两百米的地方停下，计程车会少跳一次表，少几块钱。到地方父亲让司机停，司机不明白什么意思，还是把他拉到门口，结果跳了表，父亲带的钱不够了。父亲怪他不停，司机把他说了一顿：你这么大个官还差这几块钱，没钱就不要坐。弄得父亲很不好意思，还得从同事那里借钱付款。

唐翼明说，父亲相当清廉。“在我看来，国民党那批老的大官普遍还好。我父亲做部长时有秘书和专车，后来做总统府国策顾问时，也还拿工资，就没有秘书和专车了。不会当一次部长，一辈子都有这些。”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你的孩子被人说“没家教”。

■教育不仅是学校的事情，一对好父母胜过百个好老师。

■西方人对儿童的态度被片面地总结为“爱的教育”，很多人误以为，对子女只要一味地爱就行了，忽视了严格管教的一面。

■教育越早开始越好：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

■“慈”是天性，是不需要教的，而“孝”却不是；父母对子女的“爱”没有对错，而方法却有。

■我主张“父慈母严”。因为母亲严一点，孩子一般不会因此疏远母亲，父亲太严了，孩子很容易疏远父亲，甚至憎恨父亲。如果细心观察前人故事，就会发现“父慈母严”的道理。

■“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这都是千古不易之理。永远不会失去的，只有知识。

——摘自《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