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人来写《淮阴侯列传》，他会怎么下笔？

太史公写人物，多有闲笔。几桩轶事，寥寥数语，看似与此人“功业”无甚干系，实则却颇有关联。这样的闲笔，一如当年言菊朋评刘宝全唱京韵大鼓，“似在板眼上，似不在板眼上”。数笔寥寥，虚虚实实，既有趣，又传神，文章因此就摇曳生姿。史书写得如此摇曳生姿，司马迁是千古一人。后来的正史，因为官修，该认真处，未必全能较真；不该认真处，却又常板着面孔，故作严谨。譬如让他们写项羽，恐怕就不觉得有必要费笔墨于虞姬与那匹乌骓马。因此，他们不太能优游于虚实，也未必能从容于有无，如此一来，文章便少了些鲜活与生气。好文章是要在若有似无之中，也在离题与扣题之间，让读者恍然有思，忽有醒豁。读着读着，心头顿时清澈了一些，仿佛也明白了些什么。《史记》的文章，便有这样的分量。

我读《淮阴侯列传》，就特别喜欢司马迁写韩信尚未发迹，或者说还没登上历史舞台之前，那些狼狈不堪的事儿。事实上，但凡《史记》里“大”人物种种的不堪狼狈之事，我都爱看。譬如司马迁写《孔子世家》，老子当着面批评孔子，措辞之严厉，简直是两刃相交、无可躲闪；我一看，当下悬念，孔子可要如何应对呀！又后来，孔子遭危受难，落魄至极，“累累若丧家之狗”，自己都还笑了起来！这些“糗事”，《论语》着墨不多，后儒更刻意不谈，可惜，这便错过了一个更深刻也更有生气的孔子。

我读书，一向不求甚解；看古人，也一如观我自身。读到这些狼狈不堪时，常不免揣想：换成是我，我还能如此一笑吗？

韩信的情形，倒是迥异于孔子。他未起之时，的确不堪。若比诸同是布衣出身、未“上场”前也老被轻视的刘邦，至少，刘邦好歹还是个亭长，至于韩信，却什么都不是。“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士、农、工、商，韩信竟是全无着落。刘邦“仁而爱人，喜施”，多少都还有些余力帮帮别人。韩信却“常从人寄食饮”，不时得仰仗他人接济。让人接济，并不打紧，历来豪杰未得志时，也常常受助于人。韩信特殊的是，他在“从人寄食饮”之时，还会“人多厌之”。

这“人多厌之”，乍看之下，是别人嫌他穷，讨厌他白吃白喝。譬如那位南昌亭长之妻早早把饭吃完、存心让韩信扑空的举动，多少，就有此心理。但是，除了这层浅显的原因之外，韩信之所以会“人多厌之”，是不是还有其他的缘由？

于是，《史记》在南昌亭长之妻那事之后，紧接着，又写了两段故事。一是漂母饭信，另一则是胯下之辱。这两桩事，都脍炙人口，也都值得再细细一看。

先说漂母。这漂母，乃慈悲之人。她基于同情，施舍数十日。韩信因此感激，遂言道，来日必将重报。这样的话，其实合情合理，但是，漂母为何丝毫不领情，反倒带着怒气，回头又教训了韩信一顿呢？除了“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哉？”这样的理由之外，漂母之所以发怒，是不是在言语之间，韩信有啥地方惹到了她？

再说胯下之辱。这整桩事，存心挑衅的“屠中少年”，当然是个痞子；一旁起哄的那群人，也多是些无聊男子。至于韩信，当下他能“孰视之，俛岀胯下，蒲伏”，自然非常人所能为，了不起！但令人好奇的是，这件事发生在淮阴，韩信又是个淮阴本地人，韩信与这群人，原当识面久已。这群无聊男子看他“不顺眼”，也绝非一朝一夕。换言之，韩信遭逢此事，并非纯粹倒霉。那么，除了这痞子口中所说的“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你虽然人高马大又爱带刀带剑，但其实只是个胆小鬼）这很好笑的理由之外，我们不禁仍要一问，韩信到底又有啥地方碍着了他们？

事实上，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偶尔遇到，当然可能只是时运不济。但若一而再、再而三，显然就与此人的人格特质脱离不了干系。司马迁连写这三件事：“人多厌之”、感激人还遭怒骂、走在路上痞子也看他不惯，如此韩信，除了倒霉透顶之外，是不是，可能哪儿也岀了问题？

我想，问题在于韩信有种特殊的姿态。

这姿态，源自于韩信才高。韩信领兵，“多多益善”。刘邦也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这样的军事天分，不只因韩信气吞山河、喑哑叱咤，更缘于韩信对客观形势有着惊人的判断能力。韩信是个明眼人，头次与刘邦深谈，分析项、刘长短，便句句命中要害，既精准，又深刻，他也明确指出，只要刘邦出兵关中，三秦必“可传檄而定也”（后来证明，千真万确）。一席话，说得入情入理，也说得刘邦豁然开朗，心头大喜，“自以为得信晚”。刘邦也因此明白，当初萧何力荐韩信，说他是“国士无双”，果然，半点不假。

这“国士无双”的韩信，不仅才高，更素怀大志。韩信那特殊的姿态，更根柢的原因，正缘于他迥异于常人的壮怀远志。《史记》说韩信，“虽为布衣，其志与众异”。尤其在他母亲去世之后，即使穷得无力办理丧葬，韩信仍一心一意，必要找个又高又宽敞的坟地，好让来日坟旁容得下万户人家。为此，司马迁特地探视了韩母坟地。一看，果真如此。

换言之，韩信的“鸿鹄之志”，其实早已昭然。他的盘盘大才，再加上志比天高，使得他即使寒微、即使落魄，都有着迥异于常人的自矜与自重。这样的自矜自重，遂成了他未起之时那极特殊的姿态。于是，当他“从人寄食饮”，当他高言来日重报漂母，当他路上遇见那群痞子，很轻易、也很自然地，就流露出他那异于寻常的姿态。彼时彼刻，如此姿态，当然，非常刺眼。

这样的姿态，认真说来，并非全然不好。事实上，正因有此自矜自重，故他寒微之时，虽说多有狼狈，实则满蓄云雷；又尽管貌似不堪，却也处处留心、多有蕴积。也正因有此无与伦比的自矜自重，故他能忍人所不能忍，“勇于不敢”，遂有勇气“俛岀胯下，蒲伏”。又幸亏有此姿态，故而当他“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之时，独独韩信仰视高言、倨傲依旧，遂引来滕公“奇其言、壮其貌”，最后才能“释而不斩”，逃过此劫。更别说后来韩信位居大将，这般睥睨之姿，在引领三军之际，也称得上恰如其分！

但是，人生之事，本来就得失互见、祸福相倚。韩信如此姿态，偶尔为之，当然未尝不好；但长此以往，过度当真，那就多有不吉了。未起之时，他的睥睨傲视，招来了“人多厌之”。待高居王位，不仅自矜，且更自伐，他一贯的轻蔑姿态，使刘邦多有顾忌，甚至连刘邦的左右，也人人“争欲击之”。这样的“人多厌之”，竟是始终如一呀！

有道是，上山容易、下山难。韩信凭其雄才大略，“拔赵帜、立汉帜”，“不终朝，破赵二十万”，转眼间，又平齐、破楚，赫赫功业，真是“名闻海内、威震天下”。然而，才高志大的韩信，终其一生，睥天睨地、目空一切，尽管有绝世之本领，却始终没学会藏锋隐锐，也不知如何持盈保泰，到了关键时刻，更没有能力幡然转身。于是，当他被执受贬，从楚王的高位掉落至淮阴侯时，便开始“日夜怨望，居常鞅鞅（怏怏不乐）”，不时还以和周勃、灌婴等人同列为耻。当他既“怨望”、又“鞅鞅”，却仍然维持着刺眼的姿态时，那么，最终结局，就大势定了。

是的，上山容易、下山难。上山倚靠的，是才情与志气；下山凭借的，则是智慧与心量。才情极高者，稍不小心，常常就被自己的才情给紧紧束缚。志气极大者，若无自觉，也不时要被自己的雄心大志给逼得无力转圜。才情与志气，可以是资粮，但也可以是最沉重的负荷。韩信是个明眼人，可从来都没看清自己。他判断客观形势，一向目光如炬。但一旦要回望自身，却总被自己傲岸的姿态阻挡得只剩一片阴影。

我读《淮阴侯列传》，偶尔会想起自己年轻时。那晌，压根就没啥才情，可却老爱摆出傲视群伦的姿态。尤其读大学时，算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愤青，动辄看这不惯、看那不起。待多年之后，我稍稍有了些自知之明，也总算清楚了自己的底细与斤两，这时，回头一望，看着当年莫名其妙的自矜与自伐，虽说可笑，但也不免心惊。于是，我重读《史记》，再仔细看了《淮阴侯列传》，这时，我所读到的，又岂止是韩信的姿态？（作者系台湾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