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笙清彭建左易正
十二生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由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猪以及传说中的龙等12种动物组成。十二种动物与十二地支相配,就有了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循环嬗递(图1),反映了早期人类的动物崇拜意识,体现了人类与动物的亲善关系,这种天人合一、与动物和谐共处的自然观,在中华文化圈内被广泛使用。2012农历壬辰龙年,武汉博物馆与广州博物馆联合举办《十二生肖文物特展》,从各自丰富的馆藏文物中精选出与十二生肖有关的展品170余件(套),洋溢着浓郁的民俗文化气息。笔者从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生肖文物21件,按十二生肖顺序排列,并略加赏析,供读者雅赏。
鼠为十二生肖之首,民间认为鼠性通灵,能预知吉凶灾祸,而且它们的繁殖力强,成活率高,在中国民间文化中也成为一种顽强生命力和多子多孙、人丁兴旺的象征。
《鼠图》扇面(图2)为晚清著名画家居廉(1828-1904年)所绘,纸本,纵37厘米,横59厘米,广州博物馆藏。画面构图简练,大片留白,一只硕大的老鼠拖着长长的尾巴,正津津有味地享用面前的花生、青果等美食。作者对老鼠的刻画十分细腻,只见它前腿伏地,后爪支撑着,眼睛警惕地注视四方,好像一有风吹草动就拔腿就跑,憨态可掬,尽显老鼠机敏灵活的特性。款识:“丁酉春暮仿两峰道人景隔山老人居廉写。”钤朱文篆书“古泉”印。
民国木刻年画《老鼠嫁女》(图3),长48厘米,宽27厘米,广州博物馆藏。老鼠嫁女亦称鼠娶亲、鼠纳妇、老鼠娶亲等,是传统民俗文化中影响较大的题目之一,是在正月举行的祀鼠活动,又是岁时文化中对子鼠母神信仰的产物。子鼠为极阴的象征,而腊月至正月,正是新旧岁时交替时刻,故选择这一时段嫁鼠,还具有除旧布新、送阴迎阳、祛灾纳吉的象征意义。这幅木刻年画画面构思精巧,表现一伙老鼠掮旗打伞,敲锣吹喇叭,抬着花轿迎亲,而等待它们的却是一只虎视眈眈大花猫,整幅画妙趣横生,烘托出了辞岁迎年的欢快气氛和除阴得阳的祥瑞追求。
牛是十二生肖中最勤劳的动物,性情温和,在农业史上作出了杰出贡献。地辟于丑,而牛则开地之物,故丑属牛。唐代元稹《生春》诗:“鞭牛县门外,争土盖春蚕。”先“鞭”而后“争”,是古代送冬寒迎新春的两部曲,在我国许多地区,鞭春牛的习俗至今仍然存在。作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主要工具,牛被视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祥瑞动物,是民间艺匠们争相创作的题材之一。
清青玉童子牧牛(图4),长14厘米,宽6.5厘米,高12.5厘米,武汉博物馆藏。这是一件圆雕仿生玉器,一头壮实的水牛站在水中,正扭头向下侧视,似在一步步试探水的深浅。口中咀嚼着长长的高粱穗,牛尾自然上翘,作摇摆状,动感十足。神态沉稳温和,弯弯的犄角上,纹路清晰透亮。牛背上骑一短衫赤脚牧童,坐在牛背之上,手捧短笛,正抬头目视前方,憨态可掬。整件器物造型生动,形象逼真,宛若一幅人与牛自然和谐的乡村写生图。
清铜鎏金卧牛(图5),广州博物馆藏。卧牛昂首前瞻,圆眼睁大,脖子凹凸,双角由粗到细弯曲如钩。含腹翘臀,尾巴曲卷,前蹄蹄尖点地,后蹄作势欲起,牛毛纹理细腻清晰。整件作品神态逼真,肌体结构准确丰盈,虽历经岁月沧桑,鎏金有部分脱落,仍晶润灿丽,耀眼夺目。
虎威武勇猛,素称“兽中之王”。中国古代敬虎为神,被列为四方神之一,《礼记·曲礼上》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虎神能驱妖镇宅,祛邪避灾,因此古时常以虎的兽面形装饰在青铜器、铺首、瓦当等器物上。
宋影青釉立虎枕(图6),长19.4厘米,宽14厘米,高11.3厘米,武汉博物馆藏。釉色青绿,温润如玉,枕面中间下凹,两端翘起,呈椭圆形。下塑一虎,双目圆睁炯炯有神,张开的巨嘴里露出锋利的牙齿,虎尾弯曲下垂,四肢前后分开,踩在一中间有椭圆形孔的踏板之上,凛凛然不怒而威。我国古代最早使用的枕头以天然石块制作,后来扩大到木、玉、铜、竹、瓷等,以瓷枕的数量最多,应用最广泛,到宋元时最为鼎盛,兽形枕中以龙、虎、犀牛等动物较多。
清木雕铁拐李骑虎图版(图7),长19厘米,宽1.7厘米,高46厘米,木质,广州博物馆藏。在我国民俗文化中,虎作为仙佛神怪的坐骑,被喻为神通广大。传说八仙云游四海时各有坐骑,铁拐李骑虎。这件木雕图版上,铁拐李着宽袍大袖,肩背铁拐、葫芦,跨骑在一猛虎背上,侧脸面带微笑,一手似准备轻拍虎头催虎加速。老虎足踏祥云,虎尾翘起,正行走在仙山云雾之间,上下有松树青翠,正扭头回望,虽暴眼突睛,张着血盆大口,但口沿上翘,虎须舒张,收敛起百兽之王的王者虎威,反面雕有“寿”字。作品构思奇妙,刀法精练,纹理雕刻清晰、流畅,猛兽生动,人物传神,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西晋青瓷虎子(图8),高26.8厘米,长28.5厘米,武汉博物馆藏。虎子出现于东汉,是三国、两晋时期主要器型之一,六朝时常用于随葬,在造型上追求与虎形神似。其用途有两种说法:一是盥洗用具,二是实用便器,即夜壶。这件青瓷虎子通体施青釉,老虎伏地仰头长啸状,双眼突鼓,头高昂,嘴巴张开得有些夸大形成圆形器口。周身饰条纹和圆形戳印纹,四足曲蹬,虎尾上翘弯曲与颈部相连,形成提梁。整件器物釉色润泽,瓷质细腻,线条简洁明快,造型端庄浑朴,设计独具匠心,从中可管窥汉末青瓷制造艺术的发展成熟。
兔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四,与十二地支中的“卯”相配。“卯,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表示春意,代表黎明,充满着无限生机。在中国神话中,兔是长寿的象征,是月亮的精灵。
清嘉庆青花兔子望月图碟(图9),高3.2厘米,口径15.8厘米,足径9.3厘米,广州博物馆藏。动物望月是瓷器中常见的题材,较常见的有麒麟望月、犀牛望月、飞马望月等。此碟底主题纹饰中,一只兔子回首仰天,竖起双耳,一双明亮的大眼正凝望着天空的一轮明月。宋代陆佃在《陶山集》中载:“兔,吐也;明月之精,视月而生……五月吐子而生”,说的是雌兔望着月宫中的雄兔而成孕,到五月小兔便从口中而出。这件器物上的兔子机敏灵活,静中有动,浑身上下透射出一种向往月宫的温馨之美;釉面光润闪青,细腻润滑,釉汁匀泽,状青如玉,为嘉庆朝官窑早期烧造的器物。
龙是十二生肖中唯一虚构的神灵动物,善变化、兴云雨、利万物,它的产生与农业对水的需求有关,《说文》:“龙,鳞虫之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十二地支以“辰”来代表龙,辰时万物复苏,日出东方,阳气萌动,生气非凡,是一个活跃、善变的时刻,意味着希望和发展,也是幸运和成功的标志。从我国原始社会晚期起,龙就作为一种图腾受到氏族部落及后世的崇拜。
宋鎏金双龙纹银盘(图10),直径16.5厘米,武汉博物馆藏。六曲葵瓣形,浅腹,锤压成形,器物布局颇具匠心,构图精妙,主题纹饰为双龙一左一右,龙头一上一下,张牙舞爪扭曲盘旋,云龙生风,腾飞于缭绕的祥云之间,活灵活现,充满生机。银盘中间葵瓣形内,刻有花枝纹。整个银盘造型宛如一朵盛开的莲花,雕刻细腻,工艺精湛,采用了锤压、錾刻、鎏金等多种技法,虽历经800多年岁月的洗礼,纹饰有部分脱落,然纹理清晰,色泽华丽,不仅体现了宋代贵族雍容华贵的生活情景,也展示出宋代银盘制作工艺的精湛高超。
明青花云龙纹高足碗(图11),高11.2厘米,口径13.6厘米,底径4.3厘米,武汉博物馆藏。侈口浅腹,高足外撇,口沿内壁绘一圈锦地菱形纹,内心绘一朵祥云;腹外壁绘两组青花云龙纹,足下绘一周回纹。云龙纹是龙纹的一种,构图以龙和云组成纹饰,龙为主纹,云为辅纹,多见于元、明、清瓷器上。明宣德时期是中国古代青花瓷器生产的高峰期,这件高足碗是典型的宣德青花瓷器,釉色白中闪青,明快淡雅,器面晶莹润泽,制作工艺精湛,主题纹饰为双龙纹腾飞,龙发飘飞,动感十足,呈现出明代龙纹的凝重与威严。
蛇在十二地支中与“巳”相配。“巳者,四月之卦,于时草茂,而蛇得其所。又,巳时蛇不上道,故属蛇”。蛇同人类有着极其悠久的不解之缘。上古神话传说中的炎黄始祖、伏羲和女娲都是以蛇为图腾崇拜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蛇象征着长寿、生殖和财富。
晋蛇钮金印(图12),长、宽、高均为2.2厘米,重85.5千克,武汉博物馆藏。纯金制成,金黄绚烂。蛇状印钮。蛇盘身,双目凸起,中间有一穿孔,背部纹饰为有些稀疏的圆形鳞纹。印面大篆阴文三行六字:“晋蛮夷归义侯”。在晋代,蛮夷多指南方及西南方的少数民族,为了笼络有些归顺朝廷的少数民族头领,便封赏他们以王、侯爵位,并赐印为信物。这方金印制作精致,印文布局严谨,蛇钮丰满遒劲,虽历经1000多年,依旧灿然生辉,是研究古代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参考实证。
民国白釉盘蛇(图13),高8.1厘米,底径12厘米,广州博物馆藏。釉色光润明亮,乳白如凝脂。蛇身粗壮圆润,一层一层盘旋而上,左低右高,共有六层。蛇头昂起,目视前方,嘴巴微微张开,似在吐故纳新,造型活泼美观,富有吉祥寓意。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南广郡》载:“步道度三津,亦艰阻,故行人为语曰:‘犹溪、赤木,盘蛇七曲。’”这是对蛇盘曲的形象描述。白釉是瓷器的本色釉,出现于北朝,有甜白釉、青白釉、象牙白等。民国时期的瓷器民窑产品较多,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釉面常出现气泡和脱釉现象,这件器物亦有部分脱釉现象。
马在十二地支中以“午”来代表,午在五行中属火,刚强猛健之极。《说文解字》释马:“怒也,武也”。季节中,午代表六月,这一月意味着万物欣欣向荣,旺盛蓬勃。在这样一种阳气十足的状态中,生命得到最充分的展示和延续。马的勇猛、坚毅、奔腾向前的精神,伴随着人类从历史走向今天。
唐三彩骑马俑(图14),高38厘米,长34厘米,广州博物馆藏。三彩器是由汉代低温铅釉发展起来的一种低温釉陶,以黄、褐、绿为基本釉色,盛行于唐代,汲取了中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形式的装饰图案。这件唐三彩骑马俑,陶马高大肥壮,静立目视前方,显得安静闲适。一个身穿长衫的人跨坐在马背上,右手握拳抬起,足踏马镫,精神抖数。此俑造型优美,人、马、鞍鞯色彩搭配得当,线条粗犷有力,刻画丰富、自然,栩栩如生,生活气息浓郁。
羊在中国古代是六畜之一,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羊在六畜,主给膳也”,常被用做祭祀用的祭品,和猪一起用称为“少牢”,与牛、羊、猪三牲合用的“太牢”相对。羊与“祥”通假,意味着平安祥和,故有“三羊开泰”之说。
清石湾窑白釉苏武牧羊(图15),高31厘米,广州博物馆藏。西汉时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流放到北海牧羊。苏武在苦寒之地十九年,茹毛饮血,仍不改坚贞之志,终得回中原。苏武牧羊的故事代表了热爱祖国、坚贞不屈的高尚品质,成为无数艺术家创作的素材。这件广东佛山石湾窑的产品即取材于此,苏武手执旄节,面容坚毅;三只小羊偎依一起,活泼传神,体现出苏武与羊的相依之情。
宋玉卧羊(图16),长8厘米,宽5.9厘米,高4.3厘米,武汉博物馆藏。质料为青黄色玉。圆雕卧姿,身体卷曲,回首前视,展示出羊的温和、恬淡与宁静的性格。嘴巴抿紧与左后足相连,羊角下垂后卷如钩,左前足和右后足隐去。羊角、背及尾部用玉皮巧做,呈深褐色。通体比例协调,玉质温润,抛光柔和。玉卧羊是宋代常见的题材,其装饰技法和雕琢工艺具有宋玉写实主义的风格,这件器物雕琢技法简练概括,形象逼真传神,从侧面反映了宋代的制玉风貌和工艺特点。
猴是十二生肖中最有灵性的一种,为吉祥动物。因与“侯”同音,故有多重寓意,如“马上封侯”意味着仕途的发达,“母猴背子”意味着辈辈封侯,如猴子爬到枫树上挂印,取“封侯挂印”之意,故猴子成为民间工艺常见的造型。
民国人身猴面瓷像(图17),高19厘米,广州博物馆藏。彩绘,人身猴面,呈坐姿态,着清人服饰,穿长靴,左手拢在袖内,右手捧一物。猴面黝黑,额上皱纹深列,浓眉,双眼圆睁溜圆,双唇紧闭,上唇抿,下唇厚实突出,束冠,长发披于脑后,憨态可掬。猴无臀,喜动坐不住是猴子的天性,这件瓷像以猴面人身形象塑造,安静地坐于凳上,神态安详、镇定,其活泼、生动的造型,打破常规的构思,可谓匠心独运。
鸡是人类最早驯服饲养的家禽之一。在中国古代,鸡被称为有“文、武、勇、仁、信”五德的“德禽”,故鸡既是可食用的家禽,也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且鸡与“吉”同音,更寓意新年大吉大利。
清粉彩鸡缸杯(图18),高5.8厘米,口径6.6厘米,底径3.6厘米,武汉博物馆藏。敞口深腹,卧足。通体施白釉,外壁饰粉彩,绘牡丹子母鸡婴戏图。一侧有楷书:“乾隆丙申年御题”,附有132字的鸡缸杯说明文和朱文“乾隆”印款。杯子底部竖行书“大清乾隆仿古”三行六字青花篆书款。杯形仿明成化年间的造型纹饰,隽秀轻巧,描画精工细腻,构图层次分明,粉彩柔和淡雅,正面雄鸡昂首长鸣,旁边有一儿童嬉戏,间以牡丹山石,反面为乾隆赞美鸡缸杯的御题诗,下方绘母鸡啄虫喂哺两只小雏鸡的画面,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特色。
清潮州窑白釉雄鸡(图19),通高27厘米,广州博物馆藏。器物胎质细密,色白莹润,釉面较薄。雄鸡昂首站立,鸡冠竖起,嘴张开似在对天长鸣。右脚立地,左脚踏在一块石头上,尾巴和翅膀上羽毛纹理清晰细腻,釉质晶莹润泽,釉色透亮,十分精美。潮州窑主要烧制青白瓷、青瓷、黑釉瓷和赫黄釉瓷,装饰技艺有刻花、划花、雕刻、镂空、褐色点彩等。清代潮州窑瓷器以物廉价美而赢得海内外市场,外销瓷十分旺盛,产品以白瓷为主,器类有碗、盘、盏、粉盒、人像、动物等。
狗是由早期人类从野狼驯化而来,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通常被成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狗也意味着农村淳朴温馨的风气,晋代陶渊明在《桃花源记》用“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形容世外桃源的美景。
东汉陶灶狗(图20),长26厘米,高16厘米,广州博物馆藏。明器,施青釉,灶为长方形。灶前有一长方形地台,地台左侧有一女跪俑,一手伸向灶门,作添薪烧火状。灶门右侧蹲一条狗,前肢立起,后肢蹲坐,卷尾仰头,形象生动逼真。这件微缩陶灶,既展示出东汉时期人们炊食生活的一个画面,又体现了人类与狗之间亲密和谐的关系。
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特殊地位,“家”字即是豕(猪)加宝盖头,意味着有豕(猪)才成家,这是中国古代农耕社会视猪为重要家畜,食用肉类以猪肉为主的反映。在我国古代天文观念里,猪黑色、位北、属水,是主北方之神,在民间被视为富贵、安逸的象征。
东汉红陶猪(图21),长22.8厘米,广州博物馆藏。泥质红陶,卧姿。四肢短壮,前腿弯曲跪伏,蹄尖贴于腋下;后腿蹄足与腹部相贴,尾巴上翘曲盘于臀部上。猪体为对分模制,合范而成,身躯肥满,肥头大耳,拱嘴上翘,与高鼻一起前伸,双眼侧视前方,活脱脱塑出了猪膘肥体壮、憨态可掬的生动形态。资料显示,我国人工饲养猪距今已有六、七千年的历史,从这件红陶猪上可见东汉时饲养猪已达到一定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