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的时候，中国美术学院庆祝了它的八十岁。这个学校从蔡元培和林风眠创立伊始，就有了“兼容并蓄”的远见，再到潘天寿任院长提出“传统出新”，两条明晰的脉络，交叠于中国美术学院的历史和未来。很多人因此有名，很多人也老去，有名的总是少数，老的，遗忘的如孤山不计其数的叶。

在纪念的日子里，提一段国美十四个学生的往事，或者说青春。当然，这些事，不单单只应被那十四个亲历者记住。有时候，记住就是一种负责。

西学至西子

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老大哥的绝尘而去并不能改变中国继续全盘苏化，因为那就是中国人所共识的社会主义，方方面面依然照搬。当然，作为高层并不完全认同，至少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阵营存在一定多元。与苏联干戈前后，中国文化部同罗马尼亚文化部签订了一份文化协定，罗马尼亚委派一位油画专家到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前身)举办油画训练班，为时两年。而中国则相应委派一名浙江茶叶专家赴罗马尼亚传授茶学。

罗马尼亚是个个性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敢与苏联分庭抗礼，坚持自我，在艺术上也坚持自己的特色。苏联在宣告成立后，就完全隔绝了与欧洲人文的千丝万缕，主张现实主义，写实画派，贯彻“革命现实主义”加“革命浪漫主义”的文艺观，这扇艺术上的门一直关到苏联解体。而罗马尼亚不同，它一直属于欧洲体系，20世纪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的每一个浪潮都曾在那里汹涌。虽然幅员不大，画家也不多，但是几乎每个罗马尼亚画家都有自己的面貌，而不像苏联画家那样的千人一面。

被派往杭州浙江美院的罗马尼亚画家名叫埃乌琴·博巴，生于1919，卒于1996，来中国的时候是41岁的壮年。他先在罗马尼亚师从卡米尔·莱苏教授，后赴法国学习，深受西方表现主义和东方绘画旨趣影响。他的作品结构严谨，笔法生动，注重色彩与线条的表现，博巴显然是位个性鲜明的画家。他个性也展露在那次来华上。当时罗马尼亚政府征求博巴援华意见，有北京和杭州两地可选。中国文化部希望博巴可以到北京中央美术学院[微博]教授油画，因为1960年春夏苏联全面撤回专家后，原定当年九月开班的央美苏联油画训练班一时无人接手。但博巴不乐意，他选择了杭州。“北京好什么？北京离大使馆太近，成天开会，烦死人了！”这是他后来对自己的中国学生透露的原因。

一班被特殊对待的师生

浙江美术学院在接到文化部的指示后，在最短的时间内，经过严格的专业考试与政审从全国招收了14名学生。这些学生分别是浙美自己选派的金一德、徐君萱、陈天龙、周和正、陈达青；中央美术学院的毛凤德；四川美术学院的夏培耀；天津美术学院的张世范、边秉贵；西安美术学院的王国伟、王天德；鲁迅美术学院的刘历、关维兴；湖北美术学院的彭述林。八大美院，刚好少了一个广州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其实有选送一位女生，可惜她的基础太差，没被入选。广美领导觉得自己派去的人不被认可，失了面子，于是作罢。

最开始，那14个学生都对能进“罗训班”(罗马尼亚博巴油画训练班简称)激动不已。在苏联契斯恰科夫素描教学体系横扫中国，列宾、苏里科夫等人的写实风格画册、画集充斥院校图书馆和新华书店的间隙，罗马尼亚格里高利斯库、巴巴等人的作品在小范围流传，二人的作品都注重表现，在画里渗透心灵，是一片苏派下的一缕清风。同学们都认为来讲课的会是他们崇拜的巴巴，直到开学那天，他们才第一次听到博巴这个名字。其实巴巴是博巴的同事，两人都执教于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美术学院，巴巴在当时已声名鹊起，而博巴是后起之秀。

壮年的画家在中国的第一堂课上，通过翻译对自己的学生这样开场：“我来这里，并不是要把欧洲的油画传统机械地搬来。你们之前努力学习的，是别人淘汰的东西。作为中国油画家，千万不要走欧洲的老路，别人的老路。文化是平等的，艺术也是平等的，你们现在学别人的，以后要走自己的。”于是14个学生跟博巴走上了一条与当时的教学当时的气氛完全不合的路。

学生们不可避免都是苏派的底子，在博巴的素描课上突然不知所措。苏联的契斯恰科夫素描体系注重黑、白、灰，高光和反光，所谓“五个调子”，它讲究光影、空间虚实、体跟面的关系。而博巴给学生的全是平光作业，没有主光也没有反光。“我们素描讲体积，画明暗。一下改成平光作业，没有远近，没有虚实感，什么都清清楚楚，那画什么？”夏培耀的这句话代表了全体同学的茫然。在博巴认为，素描锻炼的是造型能力，他把结构放在第一位。这仅仅是个观念的开头。

浙美的领导对博巴的到来并不热情，如果换成像马克西莫夫(1913-1993，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获得者，俄罗斯联邦人民艺术家，苏里科夫美术学院油画系教授，1955-1957年在中央美院举办油训班，简称马训班，对中国现代美术史影响深远)这样的老师，情况就大不同。当时的浙美是苏派的天下，留苏的年轻教师回来了，马训班的老师也回来了，苏派写实油画就是主流，原先留法留日的老师都靠边，一元论下没有其他。“怎么请了这么个专家？！”这是浙美老师间的议论，也是抵触。

罗训班成了浙美的一个“禁区”。大家自动对博巴敬而远之，十四个学生也被当作“消毒”对象。

究竟该听谁

其实，正值成长期的学生们在短暂的不理解后，很快意识到了博巴艺术观点的鲜活。博巴在教学中坚持的结构思想，将绘画不是引向某种形式，也不是引向西方，而是引向创作者的个性与自我，引向艺术的实质。慢慢的，同学们开始接受博巴，在观念上有了转变。博巴来中国后，对东方传统文化很尊重，听京剧，访盖叫天，欣赏书法，积极学习。师生间渐渐形成很好的互动。那时也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罗训班不被油画系喜欢，却被其他系肯定，国画系、版画系的师生对博巴暗暗表现出了认同与赞赏。院长潘天寿的赞许最突出，看过博巴超越表象的作品，他认为这跟中国画艺术有共同性——概括、写意。他与博巴有跨越文化的共鸣，平时不教课的潘天寿，为罗训班做了多次讲座。

这不是浙美领导愿意看到的，当学生们已经愿意向博巴学习的时候，油画系专门让苏派老师在每天博巴坐轿车来上课之前，为罗训班补课“纠正”，强制学生们再改回来。小汽车一驶入校园，放哨的同学立刻汇报，苏派教员马上撤离。有次，罗训班每人画了张素描，过一夜，同学们再到教室，发现所有的作业都被人从结构素描改成了“五调子”。系领导不止一次的把罗训班学生叫去训话，说千万不能跟专家学习，要拒绝。要是跟专家学了，那么就准备回去做原来学校的“反面教员”。“反面教员”在那个年代等于是“人民的敌人”，严重的可以剥夺一切。

班上好气象突然被打住，一下子乱套。压力下，同学们从主动学习，变成了拒绝，不听不执行不学习。博巴很快察觉，蓄起了胡子，对罗马尼亚人来说，蓄胡意味着被伤害很难过。“如果你们不接受我的教学，那我只能回去了。”1961年春节，博巴回罗马尼亚休假后，很迟才又回中国。

学生们在两难中心急如焚，第二年学习开始的时候，找到一次机会向文化部专程来浙视察罗训班情况的王司长悄悄汇报。司长很失望，当初文化部请博巴就是因为罗马尼亚油画同苏联不一样，希望可以“百花齐放”。“苏联撕毁协定，罗马尼亚如期派来专家不说。现在是困难时期，请一个专家要花国家上万人民币。普通教师一年工资还不到700。你们居然拒绝，太愚蠢，太不像话！”终于，王司长出面跟浙美交涉，定下“先学习，再批判”的调子。“老老实实向专家学习。学过来，了解透。哪些有用，哪些没用。第一位是学习，而且应该大胆的学。”

散落天涯的挣扎

在最后一年，博巴刮掉胡子放开了教，学生们也卸下担子放开了学，1957年结业时同学们的作品都呈现了新的样貌，作品概括，透露了书法的线，最重要的是描绘了东方意象。但毕竟，苏化是整体，苏派是主流，这一班14个同学是少数。

一个同学回原来美院，副院长说了一句“你这是画的什么东西”。从此他离开了讲坛，不准教画，做人事工作直到退休。另一个同学，被领导这样勒令：原来怎么画，现在就怎么改回来，不许用博巴这套。

几乎所有的罗训班学生都在文革里坎坷。邓丽君的《船歌》，被批成“罗派歌”。人看不顺眼，被归为“罗派人”。画看不顺眼，就是“罗派画”。一些人成了被打倒的反动学术权威。只因为他们的老师，因为他们那风华正茂的两年。

大多数学生后来隐没了自己这段经历，极少对外提起，他们的所学也隐藏于那份沉默。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或多或少坚持。

文革后，浙江美院油画系组建了三个工作室。金一德和徐君萱参与了第一工作室的创建，继承了博巴的教学体系，对学生因材施教。第二工作室由法国写实画派主持，苏派负责第三工作室的教学。每学期学生的打分由教研室主持，第一工作室的分数一直都是最低。做同样的事情，画类似的画，第一工作室的学生总是备受批评，得到表扬的是其他工作室的学生。金、徐两位老师一直担待着，对学生们鼓励。

夏培耀回到四川美院后，学校难得奉行“海纳百川”，为他隆重而不是形式的搞了汇报展览，引起重庆轰动，“原来画还可以这样画！”后来夏跟苏派老师各带油画二年级两个班，学生自愿报名，一共十三人，十个报了夏培耀。收不了场，最后按成绩平分，夏带七个。在学生强烈要求下，苏派班的素描教学也由夏培耀承担。这是罗训班学生中唯一的特例。

金一德和徐君萱的第一工作室走出了王广义、魏光庆、张培力、吴山专、耿建翌、刘大鸿等人。他们是当年“八五新美术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当今中国艺术界的顶尖人物。提到求学经历，他们每个人都很感谢两位老师在教学上的坚持与坚守，以及对他们的宽容与引导。有人疑惑，第一工作室为何可以出那么多重要人物。一个成名者回答：“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夏培耀的班也培养了在中国艺术界有分量的罗中立、叶永青、张晓刚[微博]和庞茂琨[微博]。而其他罗训班成员也播下了星星点点的种子，杨力舟、刘爱民、王琨同样在博巴的背影里成名。

记住而不是遗忘

我无意于对博巴油画训练班做更多的陈述，它就是一段过去的存在。在艺术中，没有单一，只有多元。俄罗斯美术在中国“江花胜火”数十年后，开始回到它应有的位置。在世界艺术史中，它只是一小部分。我们也应该记住博巴，记住他在中国的坦诚和努力。他做的一切，不曾为人知，但始终如春水般滋养着那些追求自由而不屈的艺术灵魂，慢慢哺育，生根开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