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教育家这一身份的徐悲鸿来说，毋庸置疑，他是一个20世纪中国美术教育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关于徐悲鸿的艺术成就、贡献、影响等多方面的内容，有没有被遮蔽的可能，在今天看来，我想依然存在。但笔者在这里不就这一方面来展开，仅从徐悲鸿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伯乐精神这一份精神遗产来论述。如何挖掘这笔丰厚的精神遗产并继承这一文化血脉于今天来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希望有补益当今的文艺青年学子们。

唐代韩愈曾云：“世有伯乐，然后又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际遇中，都会或多或少地受益于我们的前辈或同辈甚至晚辈们的鼓励与夹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个艺术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来自其他人的指教或欣赏。同样我们这位从江苏宜兴走出来的大艺术家、美术教育家的徐悲鸿也不例外，最先受益的是来自其家父徐达章的悉心栽培。这种与生俱来的家教氛围可谓深厚，这口童子奶很重要。如果少年的徐悲鸿仅仅满足于此的话，也许，“徐悲鸿”这三字所载入历史的可能性要大打折扣。

作为徐悲鸿自己人生的伯乐者，不仅有其家父的悉心教导，也有来自青年时期被他引为“人生入世第一次所遇的知己”的国文教师张祖芬先生的鼓励与支持，她对徐悲鸿自年少就表现出来的艺术志向所振奋所欣赏所爱护，在徐悲鸿离开家乡宜兴闯荡上海的时候，张以“人不可无傲骨，但不可有傲气”之语相赠，极力勉励青年时期的徐悲鸿，给了他莫大的鼓舞。接着，就有后来的康有为、蔡元培，留学时期的佛拉孟、达仰等一批前辈们的大力鼓舞等等是他不同人生阶段的伯乐者。而我们后来作为伯乐者的徐悲鸿就是从这些前辈们那里学来的并把它继承了下来。

众所周知，徐悲鸿不愧是一个前辈慧眼下的千里马，同时自己也是一位慧眼识才的大教育家、大伯乐者。徐悲鸿在其《悲鸿自述》中如此称道老师康有为——“南海先生(笔者按：康有为的名号)雍容豁达，率直敏锐……而其奖掖后进，实具热肠，余乃执弟子礼居门下侍从……”可以说，徐悲鸿后来作为师者的身份影响在中国大半个时期甚至今天也仍有余脉，则不能不说是受了他的这些前辈老师们影响的结果。作为初生茅庐的后学是需要像自己老师那样的伯乐者的思想始终占据着徐悲鸿整个艺术生涯。而在这一方面，徐氏是堪可比肩于他的那些老师们。像我们脑海中所熟知的现当代画家中，有堪称大家者的蒋兆和、吴作人、宗其香、傅抱石、刘勃舒、孙多慈、刘艺斯、吕霞光、吕斯百……

他的这种伯乐精神，不仅是教育上的伯乐者，还是善于发现的伯乐者。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下，除了作为师者的身份发现并悉心培养那一批学院学生之外，还在他那个年代里，挖掘出像齐白石、张大千、黄宾虹、古元、黄胄这批有所作为最开始处在教学体制外的艺术家。徐悲鸿对中国美术的发展，其影响是巨大的，他促进了中国美术的现代化进程。就有关“徐悲鸿”这一文本的论述，足足可以著述一本厚厚的大书。“徐悲鸿学派”简称“徐派”这一称呼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才被正式提出来，在现当代艺术里，已成为有实力的绘画体系。从他的弟子中推演出再传弟子，无不深受徐氏艺术的营养。也从中看出徐派体系的香火仍将持续不断在大陆和台海两岸。现就举例说明从徐悲鸿这位伯乐者下发现并培养出哪些千里马来，以当为有力证据，也以此证明笔者在上面所说的话。世俗常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其实只对一半。为什么这么说呢？假如当年的徐悲鸿不带学生来江西庐山写生的话，傅抱石有可能遇上徐悲鸿吗？在当时的艺坛里，徐氏是鼎鼎有名的大画家，徐悲鸿如果没有造访傅家的话，傅抱石会北上找徐悲鸿吗？虽然那个时候的傅抱石已经可以说是一块淹没的待发光的金子。

但如果没有出国学艺这一步的话，我想，傅抱石这辈子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肯定要低得多。果然，徐悲鸿的慧眼识才没有看错傅抱石。傅抱石也不负徐师的殷勤所望，在日本刻苦研读、苦心经艺。使得在后来的艺术整体成就中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绘画视野，才使得重庆金刚坡下变法成功，为现代中国画做出了重大贡献。有名的“抱石皴”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同样，在已故前中央美术学院[微博]院长吴作人身上也能印证。稍有不同的是，吴作人最开始被徐悲鸿所识，还是一个初入大学的绘画学生。吴作人能留学于比利时，全仰仗于徐悲鸿，不仅是学画上的指导，还在生活方面给予资助。最先吴作人是打算留学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的，但后来由于学费的问题，转留学于资费相对较少的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吴氏在油画、国画领域上所取得的成就，多亏于徐悲鸿先生的爱才、护才、举才之功。当吴作人因参加校外进步组织活动，被校方发现被开除的时候，徐氏是极力与校方交涉，虽终没挽回，只好转学，最后写信介绍到国立中央大学继续学习，并促成留学国外。而作为徐氏弟子的吴作人更没有忘记恩师徐悲鸿先生的厚爱，在留学期间勤奋苦学，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获得该年毕业创作第一名的好成绩。毕业回国后，积极投入到徐悲鸿教学体系当中来。徐悲鸿的这种伯乐精神及人格魅力，让当时整个中国年轻的从艺者欣欣向往。想得到徐悲鸿的指点或者说点拨，就连远在江西南昌在读中小学的刘勃舒也没有被忽视。即使新中国成立后的美术教育工作很繁忙，依然挤出自己的宝贵时间通过以写信的方式，进行一种互动式的学习，也以此促使了年少的刘勃舒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成为中国画坛上一名新秀。像徐氏这么爱才、护才、惜才之人，难免会被怀有嫉妒之心者所不齿，以至于有人认为徐氏在搞拉帮结派。我想，其实徐氏的骨子里是很纯粹想让艺术成就自己的人生抱负，曾很竭力的批判现代派马蒂斯之流，是基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其实，学院派艺术是没有标准的，而徐氏所推行的是用一种写实来挽救中国本来具有的写实功底的中国画艺术，并没有门派之私想。

作为当时中国的美术教育——处在娃娃起步阶段，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之推广。当时中国的美术教育界上，数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颜文樑四人为知名，四位的美术教育家都曾经留学过，对海外艺术教育的了解较多。在国内办校的理念也不一样，都在不同程度得到其收获。但仅仅是这几个人在从事美术教育是不够的，徐悲鸿自感其重担，热心的去做这么一件可以说是一份苦差的事情。“徐派”是一个很模糊的说法，但在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称呼。这一群体所运行的是徐悲鸿教学理念，加上后进的蒋兆和成为有名的“徐蒋体系”。为了更进一步了解、理解徐悲鸿在美术史上的历史进程的贡献，不仅在教学体制上，但笔者要谈的是师资的扩充上，同时也在说明徐氏的这种伯乐精神的可贵。接下来，笔者不得不提及徐悲鸿的这种伯乐精神在另一处的光辉。

齐白石大师，大家都知道，齐白石视徐悲鸿为人生当中的知己之一。可想而知，在齐白石的艺术轨迹上不能缺下徐悲鸿这一笔。作为“北漂”的齐白石，从湖南湘潭来到北京跨车胡同，这其中的旅程中受到贵人的相助是不可忽视的。记得当代山水画家黄格胜先生说过成大家大器者必不可缺三个要素：悟性、勤奋、机遇。同理，齐白石在人生与艺术上的成功应该说具备此三个要素。一个只念了小学的他被请到大学里当教授，那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荣耀，有名的徐氏“三顾茅庐”的轶事可谓家喻户晓。徐悲鸿同样看重的是齐白石的才艺，齐氏敢于突破传统，创造新的笔墨程式。这位被京津旧派的画家讥为“野孤禅”的齐白石并没有被慧眼的徐悲鸿所埋没。为此白石老人把这一份恩情记在他的诗作里，这样写道：

少年为写山水照，自娱光欲世人称。我法何辞万口骂，江南倾胆独徐君。

谓我心手出异怪，鬼神使之非人能。寂怜一口反万众，使我衰颜满汗淋。

对这样一批有所作为的老艺术家或中青年艺术家，徐悲鸿都赋予极大的热情诚聘到中央美术学院来，使得该校成为当时甚至至今拥有相当实力的艺术院校，在当时可谓国内第一。被请的名单上有吴作人、李可染、叶浅予、刘开渠、郭味蕖、张大千、黄宾虹、黄胄、李宗津……鉴于徐悲鸿身上所折射出来的伯乐精神这一精神遗产放在当下的意义也是极其所需的。从当下的美术教育领域这一方面扫描来看的话，仍然显得没有徐氏那般突出和纯粹。笔者想，这其中的原因是可以拿来反思的。这就不得不让我想到和担忧的是，在当代艺坛上，仍然有未被伯乐者发现的千里马式的良才。很大部分有为的画家，所应有更大的成就，但由于现实的原因而被埋没。有些可能一生都没名气，从事艺术可谓惨淡经营。当年李可染发现并极力举荐的江西画家黄秋园，就是一个例子。生前是当地一个银行的工作者，画画、写字是他工作之余最大的乐趣。生前没名，死后才被发现，有心者为黄秋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遗作展，被追认中国美协会员、中国艺术研究院名誉教授。这样的例子还发生在河南人物画家李伯安身上。54岁就倒在他未竟之作《走出巴颜喀拉》之上，笔者认为此长卷可以同蒋兆和的《流民图》相比。他也是死后才被世人所重视。这样的例子如湖南的大写意花鸟画家王憨山、四川的陈子庄等等。这些被遗忘的明珠，成为世人永远的怀愧。

同样，除了笔者知道的这些之外，仍不排除有这那么一批明珠被遗忘。笔者还忧虑那些不在艺术院校的文艺青年们，也想到已在艺术院校的一大批学生都有被遗忘的可能。看来，现在已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虽然那批不在学院的文艺青年，即使借助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设备，学生有心造访都难。再望望时下一大批导师(其实导师就是学生迷茫时候的疏导者)都把“忙”字挂在嘴边。“忙”是我们的理由吗？时下有哪位同志有那个时候的徐悲鸿忙。我想，如果把徐悲鸿放在现在来他也会一以贯之的表达爱才、惜才、护才的思想。难耐当今的时速，心跳的加快，是否能让我们的导师们放慢为己的脚步，让出一部分时间，多为学生着想，是为救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