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汉早期类别繁杂的玉璜比较，可以看出西汉中期玉璜的种类已明显减少，早期流行的出廓式、通体镂空式璜、勾连云纹璜此时渐趋式微或基本不见。这一时期玉璜的形制也趋于简化，早期璜体及其附属雕琢装饰物活泼多变的形构，已逐渐演变成一种体呈简单弧形、主体之外没有附属结构装饰的简约朴实风格。就纹饰组图特征而言，战国至西汉早期流行的繁缛细腻、严谨规整的组图风格，亦渐趋被粗约简朴、不追求细部刻画、着重以少量形构轮廓与阴刻线刻画物象神态的拙朴生动构图风格所取代。同时，玉璜的数量及出土地域分布的广泛性，亦说明其生产与流播地域较前有了大范围地扩展，表明西汉中期玉璜在经历了从“传承”到“创新”的衍变异化后，已经形成了自己造型简约流畅、朴实生动的时代新风。

西汉晚期至东汉时期玉璜

西汉晚期玉璜沿袭中期同类器的风格特征，但从已发现的实物标本看，已呈数量骤然减少、质量逐渐下降、形制纹饰更加简约粗制的趋势，表明这一时期玉璜的制作与流播已从西汉中期的繁荣兴盛阶段急剧转入衰弱期，由于制作不精，许多器物已失去了西汉中期玉璜形制纹饰简约传神、朴实生动的风采神韵而显得机械呆板。

以此期仍在继续流行的双首合体龙形璜标本为例，江苏扬州甘泉巴家墩汉墓出土西汉双首合体龙形玉璜(图20)，体扁平弧形，两端龙首雕琢成粗约轮廓，龙首部的嘴、上下吻、鼻、耳、颌下须以极少量的粗细不均的阴线雕琢，五官形构与位置粗约模糊，龙体素面，近缘部上下雕琢两道粗糙阴线纹，本例双龙首玉璜与西汉中期流行的同类器比较系粗制之作，缺少后者生动传神的意蕴。扬州甘泉“妾莫书”汉墓出土的另一件西汉晚期双首合体龙形玉璜雕琢更为简约(图21)，龙首仅在弧背的两端雕琢几道浅浅的弧形凹槽以表示轮廓，龙嘴、上下吻、耳等五官则用细阴刻线草草勾勒，形构模糊而比例失调，此器已全然没有了西汉中期双首龙形玉璜的神韵与动态美感。扬州邗江甘泉巴家墩汉墓还出土有一件素面玉璜(图22)，体扁平，短弧状，两端宽窄尺寸不一，两圆穿孔径大小不同，一角残缺，器表打磨不精，显系粗劣之作。徐州石桥西汉晚期墓出土两件龙首形玉璜残件，一件体扁宽，龙首五官细部、龙体的夔龙纹皆雕琢得精细逼真、一丝不苟(图23)，另一件器表布满谷纹，龙首细部形构及躯体纹饰均严谨精整，这两件残器虽出土于西汉晚期墓中，其风格特征皆为前期之作，与西汉晚期璜迥然有异。与此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北京丰台大葆台汉墓出土的一件勾连云纹玉璜，这件标本亦应是前代沿袭下来的遗物(战国秦式璜)。 

西汉中期流行的标准型“半璧式”玉璜，在西汉晚期出土器中也有发现，扬州邗江甘泉“妾莫书”汉墓出土有此类器(图24)，器表以浅浮雕蒲纹为地纹，再在蒲纹上加饰阴线刻涡纹作主纹图式，近缘部及孔径部各雕琢细阴刻半圆形边阑。有意思的是，在玉璜加工切割截面的一端的外缘部，还保留有一小块尚未切磨掉的“边料”，在璜体切面与边料相连处，可以清晰地看出治玉工匠切割、打磨不彻底而留下的一道直线型切割凹槽，这个现象不仅确证了此类璜原系利用玉璧“一分为二”剖开后的成型器，更表明西汉晚期的玉璜加工制作简单粗糙，不讲求对璜体细节的精雕细刻，进而导致了雕琢工艺水平不及西汉早中期的史实。

西汉晚期还出现一类通体透雕的较为精致璜形器，是此期玉器雕琢加工中不多见的精美艺术品。典型器见于扬州甘泉“妾莫书”西汉晚期墓出土的两件透雕器，一件璜体雕琢成双手合体龙形(图25)，龙头部细长，曲颈回望，嘴大张，上吻硕大而末端上卷，下吻亦呈末端卷曲状，耳部与角卷曲相连，龙体弧背外缘向上出廓透雕一曲颈回首的凤鸟，鸟尖喙，杏仁眼，硕大的凤冠卷曲后飘，尾翼长而向外侧翻卷。弧腹部外缘向下透雕一组左右对称的勾连云纹。另一件亦为双首连体龙形器(图26)，形构与前件出土器大体雷同。此类器形构与同时代玉璜已有明显不同，承载的佩饰功能与西汉晚期流行的其他类璜有异，出现的年代可能较西汉晚期同类器更晚，称之为“璜形器”、“璜形佩”或比命名为璜更为恰当。

到了东汉时期，玉璜数量急剧减少，目前见于报道的材料中罕见此期玉璜出土器，河北定县北陵头村中山穆王刘畅墓中发现两件玉璜(图27)，体作扁平短宽弧形，通体镂雕，两端各雕琢一龙一螭虎，龙、螭虎曲体盘绕，以阴刻线表现眉、眼等细部，可视为这一时期玉璜精品的代表之作。由此，亦可初步观察出西汉末至东汉时期此类镂空玉璜雕琢所呈现的纹饰抽象化、几何图案化、过于讲究繁冗华贵的特征。 

汉代玉璜的上述演变特征，既有传统治玉技术及玉文化的影响因素，亦与两汉之际的政治变革、经济发展、思想文化变迁、社会生活习俗渗透等时代动因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