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记者  毕武英

2012年12月4日，元代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在北京保利书画夜场中以1.012亿元成交，成为2012年内地秋拍唯一一件过亿拍品。而此时，距离各大拍场频频爆出亿元拍品的“亿元时代”仅仅不过三四个季度，业界对拍品“冲亿”的激情也刚刚露出膨胀的端倪，就骤然纷纷退场。是什么造成了“亿元时代”的突然离去，除去外部经济整体下滑的客观因素，这样的离场是否还有旁的解读？

亿元时代诞生记

近年，当国际艺术品市场作品价格动辄超过几千万英镑或者上亿美元时，流传于民间为数不多的中国古代艺术品，自2009年起也开始向亿元靠近，并不断给市场以惊喜。

2009年春，北京匡时的八大山人《仿倪山水》以8700万元人民币成交，嗅觉敏锐的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此画吹响了中国艺术品“破亿”的号角。当时，虽然世界经济正经受着金融危机的诸多挫败，但在中国艺术品市场，却意外地感受不到一丝寒气。特别是那年的11月22日，从入夜开始，一种前所未有的拼杀之气在北京亚洲大酒店中弥漫开来。当时，因为屡屡在各大拍场斩获重要拍品而备受关注的上海藏家刘益谦，看似满脸的漫不经心，甚至和坐在身边的朋友谈笑风声，但他的目光在拍卖师宣布第5125号拍品以2000万人民币起拍的时候，就凝聚在一起并流露出势在必得的笃定。

这是一幅明代画家吴彬的《十八应真图卷》手卷，著录于《秘殿珠林续编》，引首为乾隆题“游艺神通”四楷书，卷中钤乾隆诸玺并行书题跋。此外，宣统鉴藏印一方。清宫旧藏、散佚之迹明晰可辨。北京保利在拍卖前就给予了这幅手卷以重点宣传。“吴彬作品传世稀少，大多为博物馆收藏，流散于民间的可谓凤毛麟角，而入藏清内府并著录在《石渠宝笈》、《秘殿珠林》中共十八件，其中有乾隆题跋者仅此一件。卷中的乾隆题跋行书流畅，每一位罗汉都有描述性的吟咏。”因此，在开拍前，不仅以刘益谦为代表的藏家，那些被2009年火爆异常的艺术品市场烧得有些错愕的媒体，也将视角落在了《十八应真图卷》的最终成交额上，期盼纪录的诞生和刷新，已成为那年拍场的主旋律。

《十八应真图卷》拍卖开始时，已过凌晨12点，“场上看热闹的人大多都已散去，只有100多位行家。”围观的媒体曾一度担心这件重要拍品的买气不足，谁知买家间的竞价异常激烈，“现场30多部委托电话全部占线”，刘益谦判断，这30多部电话中一定有林百里、赵涛、王立平、王耀辉、陈郁、何炬星等藏界大鳄，而现场竞买者更是纷纷举牌。“刘益谦在竞价到8000万元人民币的时候就不再举了，静待这件东西的价格在多方争夺中轻松突破了亿元大关，然后仿佛等所有对手都显得疲倦时，他以1.6912亿元成交价的绝对优势，一举拿下该件周旋于场内外长达半小时的拍品。”当时亚洲大酒店内一片欢腾，“因为这是内地拍场第一件过亿的拍品，它承载了业界对一个行情的无限憧憬。”

而令所有人都想不到的是，就在《十八应真图》的热度仍在场内外灼烧时，紧接着它的下一件拍品，曾巩的《局事帖》，也在多方争夺后，最终被某郑姓买家以1.0864亿元人民币成交价收入囊中。再次加深了“亿元拍品”在这年秋天带给人们的惊叹。据知情者透露，该郑姓买家在第二天中国嘉德的“宋元明清法书墨迹”专场中，又以1.008亿元人民币的成交价，购入《朱熹、张景修等宋名贤题徐常侍篆书之迹》。

记者留意到，在《十八应真图》和《局事帖》之前，北京保利另一个“中国近现代及当代书画夜场”中，刘益谦就从2000万元人民币的起拍价，一路拼杀，最后以9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成交额击败对手，购入一幅齐白石的《可惜无声》册页，差400多万问鼎亿元大关的手笔，本已打破了中国艺术品拍卖的成交纪录，但很快成为中国艺术品亿元之路的一块基石，将之后相距不过两三小时的《十八应真图》和《局事帖》捧到亿元的台前。

可以说，2009年11月22日，北京保利夜场正式拉开了中国艺术品“亿元时代”的序幕，在此后的一两年时间内，业界对“亿元”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

其实，2009年秋季的亿元行情，在那年春季时就有了崛起的端倪。5月29日晚，同样在北京保利拍卖夜场中，一幅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以3800万元人民币起拍，经过40多分钟的角逐，以6100多万元人民币被刘益谦竞得。“当时有很多向这件藏品‘打枪’的行家，劝刘益谦不要买这件拍品，但后者依然坚信自己的判断。”不仅如此，刘益谦在之后一天的中国嘉德拍场中，又以5800多万元人民币的成交价，竞得一幅宋人的《瑞应图》。这两幅宋人古画，将中国古代书画的价位拉入一个前所未有的价格区间，并引起了艺术圈外普通公众的关注。“连当日的央视《新闻联播》都予以报道，中国艺术品市场因为天价而从小众走向了大众”。

亿元鼎盛的2010年

受2009年秋季行情的提升影响，2010年起有人这样形容“亿元拍品成了‘易碎品’，价格纪录随时都可能被打破。”

2010年春季，张大千的《爱痕湖》在中国嘉德被知名林姓藏家以1.008亿元人民币购得，这个价格又随后在北京保利夜场中分别被以1.2992亿元人民币和1.3664亿元人民币成交的钱维城《雁荡图》和王蒙的《秋山萧寺图》打破。而这两幅作品价格刚被媒体爆出不久，市场就又因为一幅以4.368亿元人民币成交的黄庭坚《砥柱铭》而炸开了锅。亲历者形容当时拍卖现场的情景时说，“《砥柱铭》从9000万元起拍，一直到3.9亿元落槌，很多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而购买该幅作品的北京王姓藏家，也正是因为这件拍品而开始受到关注。也许从1亿元人民币的价格阶梯，突然飚升至4亿多元人民币，超出了公众所能接受的理性范围，质疑也随之而来。不久就有某媒体爆料，称《砥柱铭》真实成交价仅为8000多万元人民币，一时间舆论哗然，“直到北京保利出示代《砥柱铭》卖家向税务机关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存根。存根显示，计税金额为3.9亿元，税率为2%，实缴税金780万元”，事件才得以平息。

到了2010年秋季，公众对过亿元拍品开始习以为常，而亿元拍品所涉及的门类也从之前的古代书画延展到近现代书画及古玩杂项等。根据公开的资料可以查到，中国嘉德“秋光万华——清代宫廷艺术集萃”中，王羲之的草书《平安贴》以3.08亿元人民币成交，同场的陈栝《情韵昙花手卷》以1.1368亿元人民币成交。北京翰海拍卖中，一幅徐悲鸿1938年所作《巴人汲水图》以1.7136亿元人民被山西赵姓买家竞得。而北京保利在那年秋天，一把宋徽宗御制琴以1.3664亿元人民币被一位低调的南方藏家购得，一幅宋   《汉宫秋图》手卷以1.68亿元人民币成交。不仅如此，这年秋季，亿元行情也终于突破了北方地域局限，在南方开花结果。“八大山人1705年作的《竹石鸳鸯》在西泠拍卖中以1.1872亿元人民币成交。”

风云突变的2011年

2011年春，西泠拍卖一幅任伯年的《华祝三多图》以1.67亿元人民币被浙江虞氏藏家收入囊中，当时媒体盛赞其“不仅创下任伯年单件作品拍卖纪录，也显示出市场已关注到海派绘画这一中国艺术品市场的洼地。”

2011年秋，拍卖季已近尾声时，新疆广汇美术馆以2.6亿元购入徐悲鸿《九洲无事乐耕耘》给出现颓势的市场打了强心针。

然而从2010年持续至此的亿元行情，经过一年的全面发酵，突然就有了变味的迹象。“各大拍卖公司被‘亿元’绑架，纷纷开始找寻‘大东西’，仿佛自己的拍场如果没有一件拍品能够过亿，就被边缘于所谓的‘亿元俱乐部’。”当时不仅大拍卖公司执着于‘亿元’的概念，连一些本身口碑就不佳的小拍卖公司，也堂而皇之地挂上‘亿元’的招牌，令本身就不明就里的普通公众加深了对拍卖业的芥蒂。

这一年，整体经济环境欠佳的副作用，也逐渐影响到艺术领域。“中国有实力玩得起‘亿元拍品’的人不过50人，在这样一个极小的圈子中，几个人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影响整个艺术品市场的亿元行情。也就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资金链成为亿元拍品遭遇拍后不付款‘厄运’的导火索。”

然而，无论买家出于什么样的理由不付款，当“过亿拍品”因为天价成交变为公众事件时，如果之后被爆料未付款，那么，由此所引起的公众情绪已不再关系到爆料的真实性，而是演变为针对整个拍卖行业诚信的质疑。

记者了解到，自2009年以来，在品牌拍卖公司成交的过亿拍品共约20多件，其中多件至今拖延未付款或无力付款的几乎是这些公司历史成交最高的，比如中国嘉德以4亿多元人民币被湖南广电集团旗下电广传媒买走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等。

除了过亿拍品屡屡遭受不付款，一些小拍卖公司，也纷纷打起亿元的名号，颇为执着地制造着各种丑闻。比如北京某拍卖公司一件汉代青黄玉龙凤纹梳妆台及坐凳以2.2亿元价格成交，创下玉器拍卖的最高纪录。事后，被业界当作笑料，直指“汉代玉凳”为高仿赝品，该拍卖公司涉嫌“拍假”和“假拍”。因为根据基本的历史知识，汉代根本没有“凳子”。 再比如，某小拍卖公司一年之内对外公布的数据中，竟然有几件过亿甚至过数亿的拍品。

此外，2010年至2011年是金融资本急速涌入艺术品市场的一年，据统计，当时共有数百只各类艺术品基金纷纷上市。其中不乏巨额资金。而基金发行方，有专业的拍卖公司、机构，比如民生、国投、邦文、歌德、保利投资、中融以及雅盈堂等。但也不乏在艺术品领域缺乏经验却谙熟金融体系的基金操盘手，后者在未来的兑换期内可能会遇到困境。

亿元行情盛极一时后，在2011年潜伏着各种危机。

是什么瓦解了亿元时代？

从2009年末的崛起，到2011年显露出下滑的先兆，是什么瓦解了持续了仅仅两年多的亿元时代？

行业内专业分析人士认为这是“波斯猫效应”，他向记者解释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一位德军参谋无意之中发现对面法军阵地上一连几天都有一只名贵干净的波斯猫在晒太阳，他因此判断这里必定是法军的指挥部，因为普通士兵不可能在战场上养猫，更不可能养这么名贵的波斯猫。于是德军集中了3个团的炮火将波斯猫所在的区域全部轰炸了一遍，真的找到并炸毁了法军指挥部”。

第一只“波斯猫”：过亿拍品不付款

有业界知名拍卖人认为，2011年春遭遇拍卖不付款的齐白石《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是瓦解中国艺术品市场亿元时代的那只“波斯猫”。“以4.255亿元人民币成交轰动天下后，又不付款，公众由此对事件本身产生的各种质疑，迅速蔓延到整个拍卖行业。”

艺术品行业本身就脆弱的，一旦遇到诚信危机，有时打击是毁灭性的。“在《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不付款之前，某国际著名拍卖公司有一场收藏大家的犀角专场被上海一藏家悉数拍得，最后竟无一付款，总货值高达3000多万元美元。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整个犀角行情的中断和下滑。”当时北京翰海信心十足地组织了一场犀角专场，本来根据以往行情，总成交额过亿十拿九稳，谁知该公司被恶意不付款的消息一传回内地，北京翰海这场拍卖成交总额迅速下跌，最后仅勉强突破7000万元人民币。

而回到内地艺术品市场，《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的不付款，首先对于委托方刘益谦来说，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拍场的买家，由于没有及时收到拍卖款，虽然对于资金雄厚的刘益谦来说，影响的并不是他在拍场竞拍的实力，而是心情。也就是说，很可能“一件拍品的不付款，会连带几个交易记录的消失。”其次，该拍卖人认为“每次亿元拍品的成交，外界对于这些天价数字所带来的神经刺激颇为敏感，也容易抱着听‘故事会’的心态来关注。一旦遭遇不付款，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于社会整体诚信危机所表现的不满，会立即找到附着点和发泄出口，甚至不去理会不付款背后也许另有隐情，而将整个事件打上不诚信的烙印，并以此想象整个拍卖行业的全体形象。”

第二只“波斯猫”：拍卖公司对拍品过度宣传

那么，拍品遭遇不付款，就一定是买家的责任吗？除了恶意竞拍，拍卖公司在拍前对拍品的夸大宣传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买家拍后不付款。“拍卖公司与实际不符的宣传，误导了买家的判断，而来自学界、拍卖界的各种质疑也干扰了买方的付款意愿。”

以《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为例，有学者提出，中国嘉德称《松柏高立图》是“为蒋介石六十寿诞作”的说法很牵强。因为无论是篆书四言联，还是《松鹰图》，都没有明确出现“蒋介石”的名字，篆书联的上款也只是写着“丙戌十月三十一日为主席寿”，而这个“主席”未必就一定是“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 据悉，电广传媒在购买后向中国嘉德拍卖公司索取上款为蒋介石的家属证明，后者却无法提供，虽然很多专家认为作品是真迹无疑，但正是由于上款人不明，拍卖公司官方公告招商的宣传文字与实际情况不符，湖南电广传媒拒绝付款。另一方面委托方刘益谦也对至今拿不到货款对拍卖公司颇有微词。一件本应自落槌那一刻起便使拍卖三方共同获益的过亿元拍品，就这样成为梗阻于三方关系中的绊脚石。

第三只“波斯猫”：行业指导机构公布数据给公众带来的价值误判    

除了拍品本身及拍卖公司在对拍品诠释方面的原因，另一只瓦解亿元时代的“波斯猫”被一些人认为是行业指导机构公布数据给公众带来的价值误判 。

2012年底，中国拍卖协会公布“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首次披露各拍卖公司年纳税额。在此之前，坊间就以税款作为评判一家拍卖公司成交是否真实的手段，然而，长期以来，这种看似有效而直接的方法，却因为查询途径不顺畅而很难践行。此次中国拍卖协会将各拍卖公司纳税额公诸于世，使得原本流于民间对拍卖公司真实经营状况的揣测，变成一场可以放到台面上的围观。

有人质疑，中拍协对拍卖公司纳税总额的考量，甚至依据该考量标准排出名次榜单，虽然在一段时间内比较客观，但并不全面，容易给公众带来对拍卖行业价值判断理解的偏差。

首先，每年秋拍季，匡时拍卖、北京保利、西泠拍卖、朵云轩等公司大多都将时间安排在12月左右，遇到像“过云楼”这样的高价拍品，全额收款的期限会比较长，这样可以上报的数据也就寥寥无几，从而影响到榜单的公平性。

更重要的是，有人认为，今天对于拍卖市场的讨论要点不是税收这张榜单，而是拍卖公司究竟在整个拍卖过程中向社会提供了多少真正的文化发现和文化贡献。比如，匡时在2012年举办了许多场次的文化活动，由于用于展览、讲座等开支不可避免，它最后的纳税额必定不会很高，但相比向国家缴纳的经济收益，匡时在2012年于社会所作的文化推广和文化表率有目共睹，其价值也远远大于其所缴纳的税款。  

中拍协本身对于拍卖企业价值衡量标准的偏误，使得一些拍卖公司仅追求经济效益，忽视文化投入。事实上，经济效益不仅是一时的，更可能因过分执著而衍生出各类黑幕。而文化投入，暂时可能难以获得收益，但通过挖掘每件拍品背后的资料，找出真正具有人文价值的过亿拍品。2012年以2.162亿元人民币在北京匡时成交的“过云楼”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另一方面，记者了解到，一些拍卖公司认为，为了更好服务于拍卖行业，推动执行该税收榜单的中拍协艺委会，应该定期进行一次核心领导人的民主选举，实行岗位轮流负责制，这样才能在提高协会公信力的同时推动行业进步。

第四只“波斯猫”：政府行政部门的干涉

除了行业协会在价值判断中的欠缺，政府其他行政部门对中国艺术品市场的干涉，也是造成“亿元时代”迅速瓦解的重要原因。

其实中国艺术品“亿元时代”倒是阴差阳错地获益于政府干预。“在北京保利拍出吴彬的《十八应真图》之前，北京翰海正值十五周年，征集到一批重要作品，并邀请海内外知名藏家参加，谁知，由于拍前遭遇行政干预，10件重要标的被强行取消，“烽火戏了诸侯”，但正是由于这场风波，使得藏家意识到国家开始重视一级文物。宋元古画价值获得确认，为之后冲关破亿奠定了基础。

然而，除了此次阴差阳错地令中国艺术品市场步入亿元时代，政府其余的一些行政干预手段就显得不那么适宜。比如，有关部门要求所有的审查单据必须印在图录上，其中需要列明多少件拍品中有多少件文物。“这项要求对于信誉良好的拍卖公司无关痛痒，但对于口碑较差、赝品充斥的拍卖公司，就是将政府信誉加载在他们身上，将赝品变身为具有政府背书的文物。”

不过，虽然亿元拍品不再集中出现，好在2012年末我们还有王振鹏的《江山胜览图》，它更像一个风向标，虽然形单影只，但还是弥足珍贵地保留着市场对亿元时代的记忆和对未来的憧憬。

希冀，2013年，那些瓦解市场的“波斯猫”都能离我们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