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颇有声望的艺术评论家彼得·施杰尔达（PeterSchjeldahl）题为《就古斯塔夫·克里姆特的“阿黛尔”，我改变了主意》的博客去年6月出现在《纽约客》的网站上时，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这幅作品创作于1907年，画面上的主人公是25岁的奥地利实业家之妻阿黛尔·布洛赫-鲍尔（AdeleBloch-Bauer）。施杰尔达并未全然否定自己的判断，6年前他还颇为赞赏地表示该作“手法很讨巧，但却也出类拔萃”，而今，在这位评论家眼中，它成了“体量巨大、华而不实的装饰品”，“即便在当时的时代也好不到哪儿去，纯粹因为人们为之砸了太多钱”。

对金钱的反感

“我在第一次见到这幅作品时给了及格分，”施杰尔达表示，“但经过多年，我反复看到它，现在觉得：‘这简直乱七八糟。’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绝对华丽。但现在我发现它太不连贯，完全不配称为一幅好作品，甚至连好的装饰品也谈不上。它竟然曾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绘画。”

2006年该作品的成交价是1.35亿美元，买单者是艺术品收藏家、化妆品巨子罗纳德·兰德（RonaldLauder）。

施杰尔达这番表白不禁让世人产生好奇。一位艺术评论家为何会在公开出版物中出尔反尔？人们普遍认为评论家具有一双慧眼，能够作出自信的判断，那他们如何又会改变自己的主意？时代的更迭是否影响了批评家的口味？他们是否会被其他评论者所影响？对艺术家的熟悉程度是否会影响评论者的判断？评论家改变立场是否会对其他评论家产生影响呢？

“我认为，在彼得的博客文章背后，是一种对大量金钱的影响的反感，金钱影响了审美判断和经验。”在《纽约时报》做了九年艺术评论的迈克尔·布兰森（MichaelBrenson）表示，“这种厌恶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如何看待这幅画。”

唐纳德·库斯皮特（DonaldKuspit）曾经撰写了大量关于艺术家和艺术评论的书籍，他的言辞更为严厉：“施杰尔达关于克里姆特绘画的评论似乎并不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是一个盖棺定论，完全没有探讨的余地，评论家不应如此武断。也许他将这幅作品和克里姆特其他作品进行了比较，对作品的判断应该置于整个艺术史背景中去理解。他前后不一的观点本身就是他过于武断的明证。”

事实上，库斯皮特本人也曾经经历过自我的否定。他曾是LeonGolub的赞赏者，他曾在1986年写了一本关于这位画家的书，但对其后期作品逐渐丧失了兴趣，“归根结底，政治正确比绘画本身更重要”，他就此表示。

“勇于认错”的评论家

在悠长的艺术史中，评论家改变观点的事例比比皆是，其中，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对于莫奈的意见更迭尤为引人注意。1945年，格林伯格曾经发表观点，表示这位印象派大师的晚期作品“仅仅展现了艺术家的风格，甚至算不上是一件艺术品”。

12年后，抽象表现主义风格声名鹊起，克莱门特又改口确认了莫奈的重要性，“在此需要对一个错误进行纠正，虽然这个错误——是一个鉴赏的失败——可能是现代绘画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阶段。”

“这就像一个政治家及时承认自己犯了错误，而不是拖到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搞砸了一切。”特里·蒂彻特（TerryTeachout）常常为《华尔街日报》、《评论》杂志撰文，对艺术、戏剧、舞蹈发表意见，他表示，“我常常改变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与其为了面子死撑到底，还不如承认错误，尽管很多评论家不会改口。”蒂彻特在关于莫奈的评论上经历了一场逆转，开始他认为莫奈很“伟大”，但后来他认为莫奈的画“对我来说最终死在了墙上”。在写评论多年之后，他已经学会了谨慎对待自己的负面情绪。“当你第一次看见一件艺术品时觉得非常不喜欢，你必须再三考虑，”他表示，“有可能这是一种正面的反应，你因作品感到震惊，但在起初的时刻你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欧文·桑德勒（IrvingSandler）是抽象表现主义的拥护者，也是《美国绘画的凯旋》（TheTriumphofAmericanPainting）一书的作者，他承认自己第一次看见弗兰克·斯特拉（FrankStella）和安迪·沃霍尔（AndyWarhol）的作品时被难倒了。“我站在作品前，看到了前卫的创作，但却无法立刻接受它们，”桑德勒说，“我像喜欢德库宁（deKooning）那样喜欢沃霍尔吗？不。但是我确认它很重要，和我们的当下生活联系紧密。从那以后，我一直小心翼翼。当某些东西令我产生了负面的反应，我就会给它时间。”

一些批评家可能因为对整个流派不甚了解而妄下定论，往后，他们常常会修改自己的意见。27年前，《旧金山纪事报》和《艺术新闻》杂志的艺术评论家肯尼斯·贝克（KennethBaker）受邀就摄影发表专题演讲，他事后承认自己“本质上否定了其价值”。“不久之后，我就有两个新的发现——事实上有一些作品是我非常欣赏的，摄影内容丰富因此很容易成为写作的主题。”这些发现引发贝克对摄影进行了更深入的探索。“我发现自己迷上了不同摄影家的作品：威廉·克莱因（WilliamKlein）、欧文·佩恩（IrvingPenn）、李·弗里德兰德（LeeFriedlander）、乔尔-彼得·维特金（Joel-PeterWitkin）……”

“我依然不能忘怀”

有时候，崭露头角的艺术家可能在公开出版物中遭到负面评论，但随着艺术家持续曝光，对其艺术成就的欣赏会随之而来。布兰森回忆说：“当我在1983年第一次看到大卫·帕克（DavidPark）的作品时，我写了一个简短的、相当负面的评论。等到帕克在惠特尼美术馆举办回顾展览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很喜欢他的作品。芭芭拉·克鲁格（BarbaraKruger）则是另外一例。最初几次，我看到她的作品的时候，并没有被它迷住。而现在，我也开始喜欢她的作品了。”另一位《艺术新闻》的撰稿人金·列文（KimLevin）也有同样经历，她曾在《乡村之声》（VillageVoice）上强烈呼吁观众“抵制”约翰·卡林（JohnCurrin）的首展，对艺术家对老年妇女的描绘表示震惊，称其“太可怕了”。而后，当卡林2003年的回顾展在惠特尼美术馆举行时，她依然持有保留意见，但也开始改口称赞他的“勇敢姿态”，并授予他这个时代“首位矫揉造作者”称号。

《洛杉矶时报》的评论家克里斯托弗·奈特（ChristopherKnight）记得自己曾对“HelterSkelter：1990年代的洛杉矶艺术”的群展中南希·鲁宾斯（NancyRubins）的作品大加斥责。

1992年时，他写道，鲁宾斯的“毁坏的移动住宅和热水器堆积如山，以笨重之力试图给观众以惊吓，但其影像转瞬即逝，无法让人产生共鸣”。16年后，他依然发现自己对这件作品无法忘怀：“我曾经斥责这件作品只是一时的讨巧之作，但时至今日我自己依然对其不能忘怀。”后来，鲁宾斯在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广场上安置了一件巨大的作品，奈特称赞其“怪异而美丽的力场”，“它让我每每经过都会产生强烈的兴奋感”。

奈特吸取了起初妄下断言的教训，他写道：“艺术是一种经验，当它呈现出来时，需要的是信任。理解它，才能做出更好的评论。”

另一件震动艺术界的观点更迭发生在2009年纽约高古轩画廊的毕加索展览之后。该展览呈现了艺术大师晚期的绘画和版画。1970年代，著名的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Hughes）和约翰·伯格（JohnBerger）曾对大师最后几年的创作大加批评。当时，休斯在《时代》周报撰文表示：“很难想象，这么伟大的画家会画出如此草率和肤浅的涂鸦，即便他已经是一位垂垂老者。”1984年，古根海姆博物馆为毕加索举办回顾展时，他的观点已经开始发生改变：“好的作品很不错。他们用一种离奇的方式刺激着视觉，让人惊讶。”2009年的展览呈现了毕加索1962年至1972年间的上百件作品，很多评论家纷纷修改了自己的意见。“我们中有一些人对于毕加索最后时期的作品不以为然，认为它们是怠惰和马虎之作。”施杰尔达写道，“我们忽略了评论的对象……毕加索再次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他粗暴地对待媒介，是为了使其获得新生。”

重要人物成为众矢之的

时代的社会政治倾向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作品的判断产生决定性影响。“我受教于女权主义和身份政治，”《新闻周刊》和《华尔街日报》的批评家彼得·普拉根斯（PeterPlagens）表示，“李·克拉斯纳（LeeKrasner）被忽视和低估了，在我印象里，最令人瞠目结舌的展览就是李·邦特古（LeeBontecou）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回顾展览。她应该和劳申伯格、琼斯平起平坐。”这些年来，普拉根斯对于海伦·弗兰肯特尔（HelenFrankenthaler）、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Bacon）、詹姆斯·特瑞尔（JamesTurrell）和罗伯特·欧文（RobertIrwin）的观点都产生了变化。

大多数评论家都同意，负面的评论应该谨慎发表。“如果要一个评论家去谈论他们了解的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已经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件很尴尬的事。部分原因是，即便是著名的、功成名就的艺术家，也会因评论家的观点遭到伤害。”身兼艺术家和批评家两重身份的普拉根斯对此深有感触。

“1956到1962年，我在《艺术新闻》做评论时学到了一件事，”桑德勒回忆说，“人们总是会拣重要人物攻击，而不屑于应付无名小卒。如果他们没有获得一定声誉，你只会与他们擦身而过。”■

（作者系《艺术新闻》杂志撰稿人。朱洁树、张晓萌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