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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语文献里的晚清

2013-03-28 10:55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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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上海跑马场阅兵

从1997年至2013年,复旦大学历史系王维江教授不断收集德国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资料,他从300多本文献中收集了几千张照片,并从中精选出110张,将于4月12日、13日在由复旦大学和汉堡大学联合举办的首届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期间同步展出。

这个名为《自西徂东:德语文献里的中国(1830-1911)》图片展将首次公布大量珍贵史料,其中很多是在全球范围内首次公布,如19世纪五六十年代德国人绘制的上海、天津、广州、北京等多个中国城市景色图,中国人服饰、风俗、形态图等。史料中还包括了德国首任驻华公使巴兰德的记录,克虏伯公司首位驻华负责人的资料,矗立在上海的李鸿章塑像照片等。

 

王维江教授从德国文献中收集了几千张照片,19世纪末的上海外滩。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王维江表示,本次展览不是中德关系史的全面展示,而是从一个视角呈现数十年中德两国间交往的面相。这一交往既有血与火,也有互惠互利;既包含着思想的输入,也包含着技术的引进。这一过程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观念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让王维江教授觉得自豪的是,绝大多数的德语文献,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文化有一种崇敬、敬重的心态,评价非常正面。

 

 

 

普鲁士外交使团随团画家手绘的1861年广东街景,展现了中国劳动阶层的精神面貌。

1860年,普鲁士王国向中国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成员包括多位科学家和画家。1861年,普鲁士外交使团到达了其中国行的第一座城市——上海,留下长达数万字的《上海报告》。报告显示,1861年的上海,拥有中国居民约20万人,且修建了世界一流的跑马场,“1.5英里的跑马场建造得非常标准,管理得也很好。一幢带有长廊的石头砌成的建筑物,使这里成为世界上最高雅的看台。”

据王维江教授介绍,普鲁士使团成员对中国人特殊的文明礼仪流露出了惊讶。“我们钦佩中国人的教养。一种文化,能够把人数如此众多的民族凝聚在一起,并使其达到如此高的受教育的程度,达到如此高的生活水准,这个文化一定是有其坚实基础的。更何况,在这种文化中,武力因素又如此之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文明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和凝聚了这个国家及其家庭。”报告这样写道。

 

李希霍芬(1833-1905年),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曾7次到中国考察。李希霍芬死后,他的部分日记被结集出版成《中国日记》。图为他在通州往北京路上的自画像。

 

“他们对中国文化抱着崇敬”

对话人物

王维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并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后入汉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近代史室主任,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思想文化史研究室教授。

  东方早报: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是个什么样的论坛,图片展在此间展出有什么意义?

王维江:中德莱布尼茨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汉堡大学合作举办,论坛计划每两年举办一轮,每轮在上海和汉堡各举办一次。第一届莱布尼茨论坛将于4月12日、13日在复旦大学举办,本届论坛主题为“德国在中国:思想与技术”,主要回溯自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来华以后,德国思想和技术在中国的输入和影响;从历史和现实诸层面探讨德中相遇与交流,并总结当代中德的合作往来。

 

学术界历来把美国作为学习榜样。去年3月份,复旦大学成立了国际中华文明研究中心,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项举措就是与欧洲学术界人文学科开展合作,促进人文学科的研究。为什么选择德国为合作伙伴?明末清初,近代以来中西方的第一次相遇,德国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近代以来,德国的德语文献在历史学界很少利用,1949年以后,我们一边倒学俄语,改革开放以后又一边倒学英语,所以掌握小语种的人比较少。我凑巧去德国留学,做的题目实际上跟这些没有关系,但是看到一些书籍和图片感到非常新奇,所以一直在收集。1840年到1911年,西方各国纷至沓来,这段历史,这些国家本国形成的文献,我们基本上都没有利用。回来以后,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课题,就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多地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逐渐地恢复这一段历史。这里的图片是比较形象的,照相机是1839年一对法国人兄弟发明的。德国人和中国人发生关系是在1861年,照相机已经有了,他们来中国拍了很多照片,从照片的角度来了解中国,是此次图片展的主要目的。

东方早报:你所获得的德国的资料,是否能够填补中国近代史的一些空白?

王维江:外国人那时候怎么看待中国,实际上在这批文献里都有反映。我们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德语文献,对中国人、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的文化是有一种非常崇敬、敬重的心态。讲中国人勤劳、中国人聪明,比如德国人看到中国人的小店里面卖的一些雕刻,如木雕,让德国人觉得匪夷所思,中国的工匠能够把活做到那种程度。对于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人在店里面忙忙碌碌,从早忙到晚,好像就没有停歇的,但是脸上一直是很阳光的。同一时期,欧洲的工人们简直就觉得自己生活在地狱中,整天耷拉着脸,这对历史学研究者而言是非常震撼的,我们过去一般认为西方人鄙视中国人。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中国一些丑陋的东西也是毫不留情地批判。比如说抽鸦片,但批判不是居高临下的,而包含着一种深深的同情。史料中说:“你看这些人,拉洋车的这些苦力,一天辛辛苦苦挣那么一点钱,到休息的时候就去把钱拿去赌博赌掉了,一般人是抽不起鸦片烟的,在黑暗的鸦片馆里面抽鸦片,把自己勤劳获得的财富败掉了。”对于中国女人的小脚,德国人也是批判的,觉得这是对人的一种很大的摧残。当时欧洲同一时期已经开展过启蒙运动,已经在讲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因此对这种丑陋的一面当然是持批判态度。再比如,对犯人套着木枷甚至砍头,把人头挂在城门上,德国人都认为是很野蛮的。德国人对中国官员批评得更多一些,认为官员观念落后,出尔反尔。根据这些史料,中国的研究者可以更加细致地梳理中外关系。

东方早报:德语文献中记录的中国,和英语、法语记录的中国是否有不同?

王维江:英语版、法语版、日语版和德语版等各种版本的记录,总体区别不是很大,但是从细微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德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德国在占据胶州湾之前,跟中国没有很直接的武装冲突,所以德国人的描述更理性,对中华民族、中国文化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德国人看到中国工艺品的精致,老百姓勤劳的精神,德国人说过,这个民族非常了不起,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它能够实行有效的统治,跟中国人的民族性质是有关系的。

中国今日的现状显然跟它的文化是有关系的,就是文化有双重性,中国的现状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中国文化缺乏某些创新能力。这是在其他文献里面看不到的,这些话至今读起来都非常有警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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