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伟章所写的《文献家通考》一书中，收录了自清代到近现代的1500多位文献家，而王贵忱是唯一一位在世的入选者。

看王贵忱的著作，却赫然发现，单一个文献学家怎能形容得了他？凡版本学、古钱币学、金石学、史学及美学，王贵忱都有著作或论文面世，他还出过书法作品集《可居闲墨》，乃至于很多人找他写字，让他不胜其扰。

与王贵忱深入交流，会发现是周叔弢、周作人、于省吾、商承祚等众多学界泰斗，从他年轻时起便引领他前行；而毕生丰厚的收藏，让他的研究达到了“言必有本，无征不信”的境界。

在名师指引下

于冷门、偏门处获大成就

85岁的“王贵老”，除了留下众多的研究成果、满腹没法捐出去的经纶外，已经将大部分收藏的古籍善本、文献资料捐给了国家；把自己半个世纪以来搜集的6000多册珍贵的历代钱币学著作悉数捐给了中国钱币博物馆；把龚自珍、张之洞等人的真迹和珍贵书籍捐给了广州图书馆。问他究竟捐了多少，他只知道很多，多得他都数不清了。

而这一生的积累，源于他少年时对书的热爱。“我很小就读周作人翻译的易卜生作品《卖火柴的小女孩》，1920年的版本。这也是促使我研究周作人、收藏其各个年代各个版本作品的原因。后来，周作人和我成了忘年交，我们书信往来几十年，直到他去世前夕。”

周作人赠予王贵忱的《金石契》，内有周先生的藏印，书的楠木夹板上有周先生的手写书名。

王贵忱保存了大量与学术界、艺术界名家往来的书函，他自费刊印了李可染、周叔弢等人的书简集。

可惜，周作人寄给他的信、赠给他的书，大部分在王贵忱被打成“右派”时烧掉了。“我烧完，爱人就在一旁冲水，几十封信啊！”幸好，还有周作人所赠的一套乾隆本《金石契》保留了下来——楠木夹板上有周作人所题的书名，俊秀清朗。而王贵忱送给周作人的隆庆本《纯阳子记》，也记在了周作人的日记里头，他自己反倒忘了。

这样的因书结缘的故事，在王贵忱的人生历程中比比皆是。他记忆最深的，是周叔弢对自己的言传身教。

只读到小学4年级的王贵忱，在参军后开始啃古书。尽管读得很困难、很慢，好古却犹如一种天生的基因，让他欲罢不能。

1953年，已经是粤东交通银行行长的王贵忱回东北探亲，路过天津时，跑到古籍书店中翻阅戚继光诗集，巧遇时任天津市副市长的周叔弢。周叔弢对这个年轻人的古文化功底颇感惊讶，遂邀他到家中做客。“周叔弢告诉我，搞古文献最难，真正做这项工作，必须坐得下来吃得了苦，不能好热闹，要有决心有恒心，同时告诫我不要好高骛远。他看了我买的古书，笑了，说‘你不能搞这些，最好做清代的乾嘉学派。书好找，大家关注又不多’。于是我开始研究明清文字狱、禁书。他又告诉我，做银行工作应该把金融、货币历史吃透，于是我又开始研究货币史、研究钱币学。”

在王贵忱心目中，周叔弢是他收藏、治学的“开山”老师，就是在他的指引下，自己的学术之路才能独辟蹊径，从冷门、偏门处获大成就。三十多岁时，他就与商承祚合作出版了《先秦货币文编》，此后在钱币学研究上被誉为无出其右者，廖冰兄还戏赠“有钱人家”的题字。

收藏自成体系

有些研究甚至推翻学界定论

后来，有关龚自珍、张之洞、曾国藩、罗振玉、张荫桓的收藏研究体系，也慢慢建立起来了。所收的集子、信札越多，王贵忱对这些近代人物的评价就越清晰，有一些甚至是推翻了原来的学界定论。

在他看来，罗振玉是近代学术界的第一人，第二才是王国维。“我收藏的罗振玉真迹有一百多件。他的全集，几个版本的我都有。在考古、存古、释古方面，他都是近代第一人，于甲骨文、敦煌学、汉简的研究上，他也是开风气之先，但此前他被大家严重忽视了。”

王贵忱积极为之“翻案”的还有戊戌人物中的张荫桓。他说：“戊戌变法后来只提康梁了，其实张荫桓才是重要推手。”张荫桓时任户部左侍郎兼值总署，清史专家萧一山认为：“荫桓不仅荐康，且为维新运动之主持人。”王贵忱收藏有张荫桓戊戌前日记，1999年，他编辑出版了《张荫桓戊戌日记手稿》，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萧一山的判断，为这位戊戌第一位受害的大臣正了名。

对张之洞，王贵忱也推崇有加，认为他当官执政40年，把整个生命都投入进去了。“我有他的全集，三种版本都有，全部都是奏议，考虑的都是怎样建设农业、工业特别是军工业。所以他到广东搞兵工厂、造铸币机，不到六年建了很多东西。”

对康有为，他则是知之越深越不喜欢。原来他收藏康有为的手札文稿真迹很多，后来不少都送给了别人。在他看来，康有为学问、人品、书法样样都不行。“华侨捐的款康有为也贪污，拿了这些钱去讨小老婆。他有24封写给光绪皇帝的信，其中21封是假的。”

到粤已过一甲子，王贵忱认为自己算得上是“食粤谷”长大的，道德学问也是在广东养成的，他有一方印章，刻的是“生我辽东，毓我岭南”，还有一方印章，刻的是“文德路大学肄业”。这一份感情，他转为对种种广东典籍文献的整理和点校。除了参与《广州市志》、《广州大典》、《全粤诗》等的编纂工作，他还花了10年时间，与欧初共同主编《屈大均全集》。屈大均是抗清义士，在清代没人敢出他的全集，因此，原始资料很难找齐。很多善本广东没有，王贵忱便去北图借，甚至去美国图书馆影印。

《廖燕全集》中收录的《山居诗草书手卷》，据说是海内唯一的廖燕手迹，也是王贵忱的藏品。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他用李可染、吴作人、谢稚柳等名家的八张画换回来的。

随处可居，敬业不已

哪怕是被打成“右派”期间，王贵忱也没有丧失研究的热情。专题是没法做了，只能看一点地方史，做一些考据工作。写了文章内地无法发表，于是，王贵忱就用文言文写作，以“可居”的名字投去香港《大公报》、《文汇报》。

可居之名，源于他被赶到一个只有4平方米的地方，他索性将这蜗居起名为“可居室”，王贵忱的老首长金明是这样来解读的——“随处可居，敬业不已”。

如今，尽管换了两进套间，王贵忱挂的仍是王世襄所书的“可居室”牌匾，上面还有王世襄以“年弟”相称之语。何谓“年弟”？王贵忱解释说：“‘年兄’、‘年弟’以前是同一年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用来互相称呼的。我们是哪一年呢？就是1957年，我们同在那年被打成‘右派’。”有点黑色幽默，却并不苍凉。所谓“北有王世襄，南有王贵忱”，这当中有多少惺惺相惜之意在。

在当“右派”的日子里，王贵忱感受着众多前辈的呵护。“有几个老人家都掉眼泪了，说这样有天分的人，以后很难再出现了。”

更令人感动的是妻子对他的不离不弃。“我夫人是潮阳人，老地下党员，对我非常好，从不反对我收藏。我当了‘右派’，别人问她：‘要党籍还是要王贵忱？’她很坚决地说：‘我两样都要。’绝不肯跟我离婚。当时这句话是很难说出口的。”

这一份相濡以沫的感情，让王贵忱明白了，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宝贝了。后来，当妻子生病了，为了给她治病，王贵忱把李可染的很多书画作品拿去变现了。“这些作品都是李可染送给我的，我们彼此之间通过很多信。我对美学有点研究，写过《李可染及其艺术成就》、《关于黄宾虹铃赠高奇峰印谱》等文章，也为黎雄才的画集作过序，当时出版社还延请香港专家将序言翻译成了英语。”

魁奇之士能装帧爱修缮

与书、与学相关的种种雅好，王贵忱也发展到极致。

与众多名家的书信往来，如今结集成书的，已有12册。每一册，都是王贵忱自己亲力亲为的“手订线装书”。印完内页之后抱回家，瓷青纸做封面，棉线装订，两条细线拉得又平又直，然后是裁边，再贴上书签，盖上小印。这样的书，古意盎然，捧过手有余香，再过上百年，或将成善本。

装帧之外，修缮古书也是王贵忱的一大强项。“我对书很有感情。买到破书，看了不舒服，一定要裱好而后已。”一种被称为“金镶玉”裱法，成了王贵忱的代表性风格。何谓“金镶玉”？就是书都黄了，里衬一层纸，这层纸是白的。

他也爱写字，字学的是苏东坡。“苏东坡的天分高，学养深，又喜欢写字，故他的字文化含量高。真正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能写好字，因为他不一定在乎写字，过去把写字当作雕虫小技，所以很多人不愿意花工夫去写，去练。但真正写好字的人，必须有大学问。于省吾很赞赏我的这一观点，认为这也是发前人所未发。”说这句话时，自称一生述而不作的王贵忱脸上浮起一丝小小的得意。

潘景郑称他为当代“魁奇之士”，信哉斯言。

大家简介

王贵忱，1928年生，辽宁铁岭人，曾任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广州市地方志编委会副主任。他是中国当代学界的一位通才式学者，先后出版有《先秦货币文编》、《三孔币汇编》、《中国钱币文献丛书》、《龚自珍诗文集早期刊本述闻》、《曾国藩未刊书札》、《明本潮州戏文五种》等著作。2007年入选“当代岭南文化名人5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