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年前，一对“天之娇女”双胞胎在齐鲁大地诞生，她就是《郑文公碑》上、下碑。

《郑文公碑》现存两处石刻。一处立于山东省平度县城北大泽山的天柱峰，因刻制在前，称上碑。碑高3.5米，宽1.5米，碑文19行，每行50字，共881字。另一处立于山东省掖县东南8公里处的云封山，因刻制于后，称下碑（以下简称《郑文公碑》或《郑碑》）碑文刻在一块孤立的半圆形巨石上，碑高3.4米，宽4.5米，51行，前半除首6行外，每行29字，后半除末5行外，每行23字，计1236字。上下两碑均刻于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年）。《郑碑》自问世后，到北宋的600年间，一直静卧于丛山峻岭之中，有宋一代金石学巨擘赵明诚，镇守光州，常携随僚游云峰、天柱山，《郑碑》“始见天日”。可是，当时宋代不尚碑志，精于鉴考的米南宫就说过：“石刻不可学，必须真迹观之。”北魏石刻被视为有毡裘之气，风格“粗犷”而不入大雅。直到清季以降，碑学中兴，大批学者和众多名士，皆对《郑碑》及云峰、天柱刻石书法给予高度评价，《郑碑》声名大振。由于清代学者的大力提倡和《郑碑》本身那“茂密宕逸、雄浑高古之气度，婉转流畅之用笔，宽博精缜之结构，使转悠然自适之点画而放射出强烈的艺术震撼力，使其成为中国古代书法最具特色的经典之一。清代书坛大腕康有为、李瑞清、吴熙载，民国元老于右任，近现代大家沈尹默、陆维钊及胡问遂、大康等诸先生都对《郑文公碑》作过精细研究，而且各有心得。从而带动了书坛研究、临习《郑碑》蔚然成风。

《郑文公碑》就是郑道昭在任光州刺史时，为纪念其父郑羲雕刻完成而建立的摩崖。碑文详细记叙了郑羲生前所任官职及郑氏家族之荣耀，自然免不了连篇累牍的华丽颂词。

关于郑羲之死及葬，碑文有述。郑羲于“太和中”“寝疾薨于位”，“太和十七年（493年）四月二十日归葬于荥阳石门东南十三里三皇山之阳”，碑文“后记”载：“永平四年（511年）岁在辛卯刊，上碑在南直四十里天柱山之阳，此下碑也。以石好，故于此刊之。”郑羲归葬时的太和十七年（493年），应该说距东汉相去不远，按照当时习俗，墓碑应立于墓道，而郑羲既归葬荥阳故里，为何又在18年之后，墓碑刊于千里之外的鲁地大山深处？查阅史料，方知“羲多受纳，政以贿成”。原来郑羲为官贪腐，钻营自利。郑羲死后，朝廷议谥，下诏曰“羲虽宿有文业，而志阙廉清……依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见名曰灵，可赠以本官，加谥文灵”。有学者研究认为，魏孝文帝对郑羲生前品德有亏不甚满意，所以在钦赐的“文灵”谥号中，有意无意地含有贬义。诏书中“博学多见为文”是肯定语，“不勤见名曰灵”却是否定语。想必这后一句话，郑氏家族是很难接受的。我们可以从道昭之子述祖《登云峰山记》一文中窥见一二。“此山是先父所名，其中大有旧迹，未几，遂率僚佐往游焉。对碣观文发声哽塞，临碑省字，兴高泣下”，又说“对之号仰，弥深殄恸，哀缠左右，悲戚旁人”。文中的“观文”，虽然没有明说观何内容，但从“哽塞”、“泣下”、“弥深殄恸”的语气而论，想必是观了《郑文公碑》而触景生情，内心隐痛，所以才“荡气回肠”、“悲咽难禁”!

郑文公碑拓

以上我们可以想见道昭先生之尴尬，若照实刻碑，岂不遗愧于世。但又不敢有违上意。只得等到若干年后，魏孝文帝归西，无人顾及改谥之事。而云峰、天柱又远在海疆，郑氏父子长期在此为官，估量不会带来麻烦，自负而侥幸的心理，促使他删“灵”改谥为“文”，即《郑文公碑》。唉，智者千虑，或有一失矣。

郑道昭煞费苦心为父亲改谥立碑，原本意在“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其“孝心”可见。然而，后人据史质疑，使其父的“劣迹”远播，这是道昭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据《魏书》及有关资料记载，郑道昭“少而好学，综览群言”，“好为诗赋，凡数十篇”（《魏书》载）弱冠之前即以文名世。他博学远识，在任国子祭酒时，就曾多次上表朝廷，“崇治之道，必也须才，养才之要，莫先于学”，请求重视教育。而当时北魏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无暇顾及教育一类之事，致使道昭的卓见远识不能实现。郑道昭到了晚年，专注寄情山水，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的精神生活，不再踌躇于时政，而是常携随僚徜徉于云峰、天柱、太基、玲珑诸山的林泉之中，“或筑坛以观道，或题壁而咏怀”。据专家考证，已知云峰诸山完全属于郑道昭所书的词章共有44处，其中云峰山19处，天柱山5处，太基山15处，玲珑山5处，真乃蔚为大观而独步天下，给后人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经千载风雨而不朽的艺术绝唱。有学者亲赴云峰、天柱摩挲诸石刻，《郑文公碑》，尤其是下碑，洋洋千余言，由一位年过五旬的贤达，书于千仞绝壁之上，脚下是汹涌波涛的大海，攀岩临渊，挥毫书写，其字一如在几案之上所书，格高气逸，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 ，其魄力之浩大，令人惊叹。清人叶昌炽评：“其笔力之健，可以剖犀兕，搏龙蛇，而游刃于虚，全以神运”。

近现代书画鉴赏大家论述道昭先生之书，以其“独以圆转之笔，横衍之势，自创一格”（清道人语）；“《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真文苑奇珍也”（清康有为语）；清金石学家叶昌炽在《语石》中称“北朝以郑道昭为第一”，又说“余谓郑道昭，书中之圣也”；祝嘉先生在其《书学论集》中，将郑道昭视为北方书圣，而与王羲之分列南北之首。道昭先生在千年之后，获此殊荣，也是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