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洋《论道图》壶
 

听闻由中国陶瓷设计艺术大师、省工艺美术大师、北京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特聘教授汪洋先生刻制的一批紫砂壶，陈列在浙江上虞“承缘堂”多宝阁内时，我欣然前往。那一把把早已被“承缘堂”主赵洪根先生玩赏得可以的紫砂壶，其润泽幽隐，予人一分淡淡的亲切，有如古君子谦和雅蔼；细聆深语，便觉有高僧鸿儒之隽语如诉，既清凉又温润。惊喜之余，我颇感意外。

言意外，是因为我知道汪洋是从事书画陶瓷的，却不知他其实早已涉足紫砂壶刻制工艺了，且刻得是如此地道，如此炉火纯青。在赵洪根的如数家珍中，我始窥汪洋执着追求紫砂壶刻制工艺于一斑……

诚如汪洋当年爱上陶瓷工艺和书画艺术一样，对于紫砂壶刻制，他也只是觉得好玩。1996年，23岁的汪洋，应上海朋友之邀到上海淮海路的雪豹商场表演瓷器绘画，并有幸结识了收藏家张祖贵先生。后来，才知张祖贵手上有好多藏品，其中就有紫砂壶。而当张祖贵将一把制作者为顾治培的紫砂壶相赠时，之于汪洋就不再仅仅是喜出望外，而是在他心中落下了紫砂壶艺术的种子。

随着与顾治培交往的不断深入，汪洋手上的紫砂壶也在不断累积，且终究成为催化其从事紫砂壶刻制的一种不可遏抑的冲动。而2003年张祖贵陪同前往江苏宜兴的一次参观，竟助其开启了一个宣泄紫砂壶艺术情韵的闸口，并引领其从此闯进了紫砂壶刻制的艺苑。

走进宜兴，他觉得一切都是新的，连空气里都弥漫着紫砂的味道。在那里，他既认识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徐秀棠、汪寅仙等一批老艺人。在与他们现场交流的同时，他竟有了欲现场刻制一把壶的念头。当他提出这一“非分”之想时，一位老艺人竟满足了他的要求，但只是递给他一把破损了的紫砂壶——毕竟，他从没刻过，毕竟握刻刀与捏毛笔是两码事。然而，让老艺人和汪洋自己都觉得惊讶的是，尽管其操刀不熟练，但按着瓷画笔法运刀，不仅紫砂壶未被刻破，而且还有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全新效果。

一旦投入紫砂壶刻制的艺术世界，汪洋自是左右逢源、吞吐绵绣。在不断地摸索实践中，汪洋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刀刻方法。在汪洋看来，好的紫砂壶刻制作品，应该让壶成为自己的心声，亦就是说，自己想表达什么、想怎么表达，还是要跟着自己的内心走。如果说，宜兴紫砂传统多讲究工整的话，那么，汪洋因其书写性浓而更注重自由的张扬、率性的表达。看他壶上人和物的线条，皆以一种十分肯定、刚劲、简约、雄强的刀工刻制而成，且在形式美的构成上，达到了一种古朴、厚拙、雄浑豪放、大气磅礴的艺术境界。“其实，这不仅是我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一批人、一群人的行为——这已经成为一种创新的因子，一种对传统的积极突围。”汪洋如斯对我说。

“文人书画一旦介入到壶中，一把紫砂壶便是那样地耐人寻味了。如今，我只不过是沿着前辈大师的路继续作些新的探索而已。”汪洋是那样地低调和谦逊，其实，从刻壶艺术上说，汪洋早已成为代表性人物，有紫砂壶赏评家指出：“汪洋的刻壶，把文人书画介入到了壶中，从味道到构图都有了变化，其意境幽远、刀法奇特、格调高雅，是壶上文化一股不可多得的清新之风。”是的，紫砂壶艺术的流变，恰在历史文明与现代生活不断地摩擦与碰撞、较量与纠结、选择与淘汰中进行，时而背离时而互睐，这种细腻的纠葛绵长而深远。不错，纵观紫砂壶历史，那些承受着实用价值的紫砂壶，也一直有着自己的“言说”，表达着不同文化群体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精神世界，甚至文化规则与符号隐喻，只是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言说方式罢了。汪洋注定要在艺术的夹缝中觅机遇、求发展，他的这种心绪和行为之树，而今愈加葳蕤。

对于既喜欢创作中国画、搞陶瓷，又喜欢刻制紫砂壶的汪洋来说，其多路出击、齐头并进，并非为了标新立异，亦不是为了附庸风雅，按他自己的说法，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玩的心态，他喜欢那种随心适意的感觉。然而，“玩”，又何以不是其追求艺术的一种目标和追求、精神和境界？他不“玩”则已，一“玩”竟“玩”出了如此名头。而支撑他一直兴味浓浓“玩”下去的动力，则是不断地学习提升。这几年里，汪洋要么是在创作室里忙碌，要么就是在去北京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研究生课程班和中国国家画院范扬工作室的路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汪洋的“玩”是与其工作学习联系在一起的，说他是在“玩”，其实他是在工作学习；说他在工作学习，其实他是在“玩”。他工作学习得是那样地投入，他“玩”得又是那般地忘情，在紫砂壶的骨子里，留存的是一片文心和画魂。

作家徐风说过：“文人喜欢紫砂壶，可能跟紫砂质朴内蕴的特质有关。紫砂器的构造充满自由和灵性，可以暖手温心，可以成就一种包含生命想象的大美……一个小小的壶坯上，既可以题写壶铭，以抒发自己的人生感怀；又可以篆刻花虫鸟草，以寄托行云流水的性情。”是啊，紫砂壶的骨子里，留存的就是一片文心，汪洋不就是为其诱惑并与之契合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