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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旅绘师”金子光晴的“异邦人”之眼

2013-05-28 07:04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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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光晴作品

金子光晴(MitsuharuKaneko,1895-1975),跨越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的诗人,还是一位卓然有成的日本画家,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

 

光晴幼时曾师事明治期大画家,有“最后的浮世绘师”、“明治的广重”之称的小林清亲(KiyochikaKobayashi,1847-1915)。战后,光晴曾在《艺术新潮》杂志(1955年1月号)撰文《清亲的事》,深情回忆恩师。光晴自幼好涂鸦,家中的墙上充满了用指甲刻画的“作品”。周围人都觉得这孩子长大必成画家,乃至父母也痛感教育责任,却苦于完全不懂艺术,无从着手。一位时常出入光晴家的老古董商佐佐木常右卫门(即小说家佐佐木茂索之父)刚好认识小林清亲,遂建议光晴父母,让孩子跟清亲学画,并亲自领着光晴去拜见清亲。彼时光晴13岁。

光晴常听佐佐木老人说,清亲的手掌足有一尺大,其状如扇。少年听得神魂颠倒,特想亲眼见识一下。拜见清亲时,绘师就端坐在眼前,但却始终不展开手掌。少年怯生生地问了句“所谓一尺,是鲸尺呢,还是曲尺呢”,却挨了一通熊。不过最后,清亲还是取出一幅花仙纸,铺在炬燵(日式小桌几)上,然后默默地用手掌抚平折痕。光晴目不转睛地盯住那双手:

画笔翩然翻舞,以略笔画出狐狸的脸和乌龟的脑袋,便不再动了。这到底是让我临摹的摹本呢,还是说画儿就是这样画,给我做示范呢?先生的意图不可测,我呆呆地望着他的脸。

如此,少年光晴与老绘师之间虽然有过一些“以心传心”式的沟通,却未能持续。光晴说:“我作为弟子还是太小了,而先生作为老师则又太老了。”不过,清亲毕竟是大师,气场极强,短暂的亲炙,还是在光晴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1895年(明治二十八年),光晴出生于爱知县海东郡越治村,原名大鹿安和。两岁时,过继给著名建筑业者清水组的名古屋负责人金子庄太郎家做养子,更名为金子光晴。中学时便展露画才,入清亲门下前,因养父工作的关系在京都生活时,曾从一位名叫百圭的四条派穷画家那儿受过艺术启蒙教育。但崇尚自由的光晴显然志不在丹青,更倾向文学。不到四年时间,辗转早稻田、东京美术学校和庆应三所学府,每每遭除名,终于未拿到任何文凭。青春放浪中,21岁时,养父病故,20万元遗产与养母折半平分,仅数年便浪掷一空。24岁,赴欧洲游历,出版第一部诗集《金龟子》,一举成名,两年后回国。29岁时,一文不名的诗人与森三千代结婚。四年后(1928年底),夫妇二人把长子留在国内,赴上海。这次旅行的背景,其实是因为妻子三千代的出轨。作为夫妇二人商定的解决方案,打算暂离日本一段时间,以拉开距离,让三千代对不伦之恋做“冷处理”。如果顺利的话,再一起赴欧。但到了上海,夫妇二人身上仅剩5块6毛钱。为筹措生活费和赴欧的川资,光晴拾起了久违的画笔,开始画艳本。承蒙友人内山完造的襄助,准备办个展。

 

一次,偶然从友人那儿得到一支中国产的狼毫笔。一用之下,发觉远比一般的毛笔吐墨匀致,表现自由自在,纤毫毕现。光晴爱用不已,开始用这支画笔来描绘魔都的风景。惟其是职业诗人出身的“业余”画家,他对自己的作品有相当客观的自我评价:“跟清亲的风景画相比,风格有所变化。倒更接近北斋的画,类似于那种古风的欧洲趣味浮世绘,与在薄薄的花仙纸上用水彩颜料画的一般爱好性作品相去甚远。”而在笔者看来,光晴的魔都风景绘,实在是融入了北斋式奇诡想象的新广重风都会浮世绘,与同一时期另一位西洋画家——奥国犹太画家希夫(FriedrichSchiff,1908-1968)的旧上海风情画也不无内在相通之处。

金子夫妇在上海的勾留颇爽:光晴忘情地写生、创作,四处流连;三千代则恢复了诗人的状态,与中国作家频密交游,如鲁迅、郁达夫、白薇等。在日常的忙碌中,“心病”渐次平复。夫妇二人这段羁旅岁月,在《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也成了后人研究金子光晴的重要资料。如1929年1月26日,鲁迅在日记中缀笔:

昙。午达夫招饮于陶乐春,与广平同往,同席前田河、秋田、金子及其夫人、语堂及其夫人、达夫、王映霞,共十人。夜雨。

同月31日:

昙。下午高峻峰持寿山函来。达夫来并转交《森三千代诗集》一本,赠粽子十枚。得王峙南信。

3月31日,金子光晴“上海百景”画展于日本人俱乐部二楼开幕,好评如潮,鲁迅亲赴观瞻并当场购画。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星期。晴。上午得刘衲信。徐诗荃送来照相一枚。午后同柔石、真吾、三弟及广平往观金子光晴浮世绘展览会,选购二枚,泉廿。……

个展的成功,不仅给光晴带来了川资,夫妇也走出了感情的困扰。1929年5月初,光晴夫妇经香港赴南洋,从新加坡到马来半岛,一路采风、创作、卖画、会友,光晴自称为“旅绘师”。昼间旅行、写生,夜晚宿于热带雨林边缘地带的简陋客栈。走在荒野的夜路上,闻虎啸于丈外,与眼镜蛇四目相对……“我过着连乡愁都没有的日子”。

这次行旅,本质上仍是诗人光晴青春放浪的延时。待结束慢慢长旅,从法兰西回到日本,已经是五年后,东亚大陆战云密布。作为11岁即受洗成为基督徒的象征派诗人,金子光晴终身与日本文学界保持某种距离,对母国文化有相当痛切的批判。借用文学评论家安东次男的表述,日本现代文学史上,称得上是“不折不扣的异邦人的唯一存在,只有光晴”。

(作者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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