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可心的“报春壶”

打动人的艺术品，就好比情人眼里的西施，怎么看都是“美”。然而，美是一种感觉，是一种微妙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灵驿动。虽然生长在紫砂世家，生动的壶摸过不少，但美到能打动我内心的却不多，惟独百看不厌的，还数这把报春壶。

报春壶体呈“心”型，是从传统紫砂光器“掇只”演变而来，但壶身比“掇只”更为修长挺拔，是“圆体壶”里塑型难度最大、线条最为婀娜的壶型。巧妙的是壶嘴、壶把、壶盖三处塑形梅枝与壶身的搭配：本来壶体光器比较庄严肃杀，如冬季风雪中荒芜的苍莽大地，但就在这幅“单调、死气”的画面中，几处梅花从壶嘴、把手、盖子的枝杈上伸展出来，一股生命气息便油然而生。从布局上看，梅花有上下错落的、有左右揖让的，就在这顾盼掩映之间，每一根枝杈和梅花结合着壶线条的来龙去脉，真实地表现出一棵老树逢春的自然生态。

朱可心一生创作紫砂壶无数，但壮美的“报春”，是在即将迎来新的政治时代的“文革”后期。当时年近七十岁的朱可心，隐隐感觉到“春天”的来临，他运用紫砂塑形的语言，其实是想抒怀一种扭曲之后渐趋沉静的幸福、一种生命内在茁壮生长的力量。

可以看出，“情调”是贯穿在整个创作的过程之中的，而“格调”则是壶面营造的那种意境动态美。当它终于以气宇轩昂的“腔调”挺立在世人面前时，仿佛是在宣告“我是谁”。

我是谁？面对社会的大变革，一个制壶者，重新开始考虑贴在身上的标签，思索“我是谁”，是依附在传统文人身上寻求附加值的艺人？还是做一个靠卖技术、不断复制实用器的匠人？还是做一个在新时代里乐观向上、懂得审美和有价值观的艺术家？

显然，朱可心给出了心中的答卷：“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就应置身于时代的艺术语境，创造出符合那个时代潮流的作品。”

回顾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画坛上有积极倡导“写实绘画救国”的徐悲鸿、山水画家李可染，包括在南方影响极大的方增先、林风眠、吴大羽、常玉等一批杰出的表现性画家。他们在画坛上所取得的成绩，大都是写实的社会现实题材。也因为“写实”在表现宏大主题内容中显而易见的优势，逐步演变成那个时代的审美潮流。

所以，朱可心运用紫砂塑形手法，选择“梅花”这种精神植物来表现宏大现实题材，优势也是显而易见的。报春壶的问世，给当时徘徊在“冬季”里不景气的紫砂行业带来了300万元的订单（1972年广交会）。

我想，那个冬天，朱可心一定感受到了阳光，那种无声的、宽厚的阳光。少年时，我并不解其中的况味，多年以后，我终于读懂了那种更为纯净、更为虔诚的感恩情怀。感恩，又是一个老式的词汇，但它在思索和宗教里光芒四射，照亮过许许多多经历苦难但又坦然面对苦难的灵魂。所有激烈、痛苦的挣扎，到最后都是平静的述说，即使是眼角还有泪水，可他们依然带着灿烂而又宽容的笑容面对生活。他们最大的资本不是要征服什么的野心，而是谦恭的信仰。

老一辈艺术家们，在纠葛的选择之中，经历了常人难以经历的经历，感受了常人所未有的感受，依然在孤独中固守着自身的高度。用心灵去感受美，既而描摹美。这种在难以言说的沉默中生根发芽出的坚韧的美，在人们的惊愕中枝繁叶茂，然后，定格在历史的记忆之中。而我，常常在壶里抚摩那些曾经辉煌的元素，即使现实的家乡比现实的城市更陌生，即使居住的地方已经不是梦里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