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画大师、天津大学教授王学仲8日因病逝世，享年88岁。

王学仲，号夜泊，字黾子，晚号黾翁，1925年生于山东省滕州市。1942年，王学仲入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国画系学习，后在中央美术学院受业于徐悲鸿、黄宾虹、吴镜汀等前辈名家，被徐悲鸿誉为“诗书画三怪”。1953年起，在天津大学任教至今。

王学仲书法功底深厚，善行草书，绘画以山水为主，是第二届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其生前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书协顾问、天津书协名誉主席，并任俄罗斯艺术院荣誉院士、日本筑波大学客座教授。

据了解，天津大学等单位目前已经成立了治丧小组，根据王学仲本人遗嘱，不设灵堂、不搞吊唁、不接受花篮，只在天津大学王学仲艺术研究所设立接待站。

2011年底，王学仲先生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李树森访问，讲述了他的创作、师承、书画艺术理念等等，今日特选摘刊发，以示缅怀。

专访

“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先生”

“碑、帖、经”三派论

李树森：您曾受业于徐悲鸿、齐白石、吴镜汀、黄宾虹、蒋兆和、叶浅予、容庚等前辈大家，被徐悲鸿先生誉为“诗书画三怪”，他曾挥笔称赞：“呼延生方在少年，其书得有如是造诣，禀赋不凡，盖由天授，与之古人，在唐则近北海，宋则山谷，明则倪文征、王觉斯，而非赵、董世俗之姿可相并论。”如今，您已成为蜚声海内外的艺术大家，请问这些前辈对您哪些方面影响最大？

王学仲：1942年，我考入北京的京华美术学院。除在课上学习外，我还经常喜欢到容庚、吴镜汀、黄宾虹等老师寓所登门求教。

吴镜汀先生的教学方法是让学生们观摩他的作画过程，每周发给学生一张山水画稿，学生临摹后连同习作上交以换取新的画稿。

黄宾虹先生的画作，当时并不能为北方的画家和收藏家所认知，他很寂寞，但一直坚守自己的艺术主张不动摇。在落寞之中，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理论研究。他的艺术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才逐步为人所了解。黄宾虹先生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怎样融合中西艺术。

齐白石给我们授课时，已七八十岁。在当时沦陷的北京，他隐居遁世，门上贴着“画不卖与官家”的字条。先生画案的笔池内养着活虾，水经常换，很清洁。1950年，齐白石九十高龄，我作为北平艺专的学生，随李可染老师去拜访他。他送我两幅画，其中一幅是虾。他说：“为了画虾，直到现在我还在观察虾。”“为万虫写照，惟鳞属之龙，未尝亲见，不敢大胆妄为也。”齐白石先生重独创、重实践的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巨大的。

我是一个学无专师的人，但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徐悲鸿先生。

1949年1月，我在北平国立艺专有幸成了徐悲鸿先生的学生。他对书法、国画的改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主张。他的一些论见，如“文人画在产生时很有创造性”，“尽精微，致广大”等等，都很独到，他提倡个性与独创。

有一事对我的人生道路起了重要作用，当时我由于生病而辍学，甚至产生了悲观消极的想法。徐悲鸿先生指示工作人员多次给我汇钱，用于治病和继续上学，他亲笔写信说：“病症静养可愈，须具信心，多食葱蒜并节思虑，自易恢复。愈后仍需来院学习，以竟前功，所谓玉不琢不成器，鼓励勇气以奏肤功，望弟自爱。”

我已86岁，各位老师对我的教诲犹历历在目，他们的治学精神，优秀品格，影响了我一生。

李树森：作为成就卓越的书画大家，在书法方面，您率先提出“碑、帖、经”三派论新学术概念，开创性地提出了视觉导向造型原则，推出书法艺术空象观，对中国书法的发展和延伸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书画创作方面，提出了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即“五象”说。请您对这两方面简单解释一下。

王学仲：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艺术特征最鲜明的一种艺术样式，它反映着每个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和审美精神，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

同时，书法学又是一门亟待整理的学科。历史上书法理论非常丰富，使之体系化、条理化、科学化非常有必要。

在碑、帖原有派别之外，我经过大量研究考证，认为当增加“经”派，即“碑、帖、经”三派。

经派之所以可以自成体系，原因很多，大体有三点：一、石刻摩崖基于佛教不灭这一思想，由写经到刻经，进而刻石成为大型摩崖；二、其书体由经生体转化而为摩崖体；三、其书体阶层既不是帖学的贵族士大夫，也不是北碑的乡土书家，而主要是写经生、僧人和佛教信士，是一些佛教界的书法家，因此如果把六朝经派书加以概括，主要有经生体和摩崖体两种。

艺术是生活的再现与表现，其最基本的体现方式是表象。意象同灵感、意境、境界关联密切，体现出最为浓缩最为集中的美学意念。意象蕴之于内，气象发之于外。气象为内涵所派生，也为内涵所决定。“空”为“物”之相对体。艺术之空象指物象依存于空间所表现的艺术存在。色象是美在视觉上的显现。

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

李树森：您以自己的作品，人品，大学问家的学养、才情与思想，为“现代文人画”做出了典范的诠释。您提出“欧风汉骨，东学西渐”的艺术思想，并把欧洲风格的绘画精神融入中国山水画中，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绘画风格及韵味独特的个人式样。您更大胆地提出世界美术思潮东移论，如此提法的根据是什么？

王学仲：“世界美术思潮东移”之说，是我在对日本及西方艺术作了若干年考察和认识之后提出的。

从19世纪东移就已初露端倪。1867年，日本浮世绘打入法国万国博览会时，著名画家马奈、莫奈、高更等首先认识到了东方绘画的神奇，他们极力模仿其人物和线条，对日本安藤广重的色调佩服得五体投地。

日本从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中找到了最纯净的艺术，诸如书道、茶道、花道、棋道等。继之，人们寻根溯源，终于发现“重道轻技”的中国艺术才是最理想的艺术形式，如中国文人画、中国书法、篆刻等。

到了现代，西方世界对中国艺术有了更新的认识，很多著名的大艺术家、美术评论家、美术理论家，在这方面多有论述。溢美之词，无以复加。毕加索曾对张大千说：“真正的艺术是在中国，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东方人为什么喜欢到外国去学艺术”。毕加索还用毛笔画中国画，其中仿齐白石的画就有五大册。常书鸿在法国的老师告诉他：“世界艺术的真正中心在你们中国，中国的敦煌艺术才是世界艺术的最大宝库。”

印象派的创始人马奈和莫奈与近代艺术的开山鼻祖毕加索，身居世界美术中心的法国，却都醉心于东方绘画之美，这说明已生发出一股地下潜流，其中心正涓涓地向东方渗透和移动。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这种发展趋势已经愈加鲜明。世界美术思潮东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创立“黾学学派”

李树森：您创立“黾学学派”，成为黾学的创始人。请您对“黾学学派”做一个概括性的介绍。

王学仲：黾学可以概括为：一画、二合、三怪、四我、五象、六学、七艺。

“一画”就是文人画。文人画要以诗书画印为基础，倡导野逸美，表现其古朴自然、野趣雅谑的美学价值和人文精神。

“二合”是指意象合一。书法意象非常重要。书法是笔墨艺术，它不仅仅是一种线条的艺术，重要的是它渗透着书家哲性的思想。

“三怪”一词源出徐悲鸿先生。先生称我诗书画“三怪”。黾学的美学基础是诗书画三位一体。

“四我”是黾学的精神支柱。我提出“三自一超”主张，即：发现自我，认识自我，轶出自我，超越时代。作为一个书家或画家，不应该停留在对自我的表现上，必须把“小我”与“超越时代”的“大我”联系在一起，与国家、时代、民族联系在一起。

“五象”即：表象、意象、气象、空象、色象。“五象”把佛、道、儒三家的哲学观融合为一体。

“六学”包括：文学、美学、文艺学、宗教学（经学）、哲学、历史学等。六学的理论基础是国学。

“七艺”即：绘画、书法、诗词、治印、雕塑、散文、小说等。

王氏望族后裔

李树森：您系西晋琅琊王氏望族之后，王氏望族曾出过王羲之、王献之，您在诗文、小说、国画、书法、文艺理论、哲学研究等方面均取得极高建树，并出版了不少论著，是当今艺坛诗、文、书、画集于一身的杰出学者之一。这些与您的家世渊源有多大关系？

王学仲：决定我毕生从事于书画一道，并非偶然，这与我的家世有关。小时候，父亲取“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中的“黾”作了我的“字”，以希望我勤勉努力。

在我们家族如果不擅写字，会觉得有辱先祖的风范。曾祖父是个秀才，一生专攻虞世南的《夫子庙堂碑》。祖父经商为主，把精力用在培养我父亲成才上。父亲王长祥受过私塾和师范学校的双重教育，能诗、善书。我们王氏家族，在书法上一向是尊王、虞二家为正传。

我五岁开始习字，父亲对我的启蒙教育不是让我临摹碑帖，而是为我写下二十五个楷体字的范本：“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四，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人，可知礼也。”

小时候穿着肚兜，用柴棍在地上自由地画沙，是我的一大乐趣。我写字的欲望也正是由此而萌生的。自此，笔耕不辍，直至今日。

李树森：您对学习书画的人有怎样的建议？

王学仲：我从来主张法古不泥古，主张用怀疑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提倡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

数十年过来，我感到跟从我学习过的学生，凡学我者都难成功，凡以我言为谬者都有所成立，凡恭敬相信我者，都不能有所树立。“双眼自将秋水洗，一生不受古人欺”，“任他亲朋话交接，只当清风过耳边”等句，正是匡正的砭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