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鸥洋艺术浅析:意象与气质

2013-10-12 10:20 文章来源: 新浪收藏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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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英

读鸥洋先生的画犹如读一部历史,这既是她个人的艺术史和心灵史,也是一部微缩的中国现代绘画史。这意味着在面对她的作品时,对这两部历史的回溯构成对其艺术的最好诠释。但艺术象常青的生命之树,它无法由枯燥的历史来解读,它与历史的关系就好象鸥洋画中那飞扬灵动的线条,引发人们无限的思绪,或者按照画家规定的情境去追寻东方的意象之源,或者透过意象的符号去探寻画家心灵的轨迹。对我来说,后者可能更加重要,尤其象鸥洋这样的女艺术家,她是用感觉去把握世界,意象是她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这个世界是一个以自我为主体的的心灵的或精神的世界,意象的形成是它从客观走向主观的一个精神历程。

鸥洋的艺术道路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60年代,对她来说,这个阶段是典型的非我阶段,和这个时期的大多数艺术家一样,艺术创作的动机处于分离的状态,题材的选择服从于外部的指令,艺术家的个人意志则体现为纯粹的作画欲望。这时的艺术家的个人才能往往体现于对指令性题材的个人处理方式。鸥洋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具有这种特征,当然还不是特别明显。和当时大多数女画家一样,选择女性题材往往反映出一种个人化的倾向,尽管在表现手法上仍然是当时的学院风格。有一幅名为《金色的秋天》(1962)的水粉画可能流露出画家更多的个人趣味,那种单纯的色彩感觉和纯朴的少女心理的描绘,以及对南方的地域特征和形象特征的感觉把握,都反映出画家在艺术上的独特感受,和以自己的方式来表达这种感受的欲望。虽然这还只是一些潜在的因素,但这些因素在可能的条件下就会释放出来。第二阶级是文革时期,对每一个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严酷的时期。但是在70年代中前期,为了适应政治宣传的需要,为政治服务的革命现实也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鸥洋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浮出水面,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引起广泛关注。作为鸥洋的个人历史,她能在这个时候获得艺术上的成功是一个很特殊的现象。与60年代不同,她不仅从油画转向水墨画,而且在题材上也有变动,即由女性题材转向儿童题材。她当时影响较大的作品,如《雏鹰展翅》(1973)和《新课堂》(1974),都可以说是儿童题材。虽然题材的选择也反映出女画家的心理因素与审美趣味的趋同,但真正的关键还不在于题材的选择,而于她在形式上的悟性与创造。我们更加强调这种形式的悟性,因为严肃的政治题材通过她的水墨语言转换为一种空灵的视觉境界, 更多地是取决于她通过形式来寻找一种个人的表现方式的强烈愿望,当然这种追求是内在的、潜意识的。严格来说,鸥洋的水墨画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水墨画,她将油画的光线与色彩引入水墨,墨的黑色只是色彩的成分之一,起到衬托色彩的作用,与某种跳跃的颜色一起,成为画面的重心。但画面的真正主体是光线,正是在光线的笼罩下,退隐的淡墨与淡彩为空间的凸现让位,为整个画面带来灵动的气氛,构成以少胜多的空灵境界。这几乎是一种纯美的创造,题材不过是显现这种纯美的媒介。革命现实主义为这种创造披上了伪装,人们又恰恰是透过这层伪装看到了美的所在。这个时期虽然不能说鸥洋的艺术在形态上已趋于成熟,但她在形式上的独特感应力却是成熟地体现出来。

 

从对鸥洋在前两个阶段的分析来看,女性的心理感应与形式的悟性是推动她艺术发展的基本动力,一旦没有题材的约束,形式的或纯美的创造就会更自由地发挥出来。这也就是鸥洋的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80年代中期以后,在此以前,即新时期初期,鸥洋经历了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即从传统的现实主义到非主题的绘画,如肖像画、静物画等,这个过程是不稳定的,从形象的约束到纯形式的创造需要一个有力的切入点。鸥洋本人认为是1985年直接受赵无极的影响,使她最终摆脱具象的束缚。实际上,赵无极的芝术对她只是一个契机,不管是在主观上还是在潜意识中,鸥洋已处于从非我转向自我的临界点,关键是怎样实现这种突破。在赵无吸的启示下,鸥洋领悟到了东方的精神与意象。赵无极使鸥洋实现了一种解放。但解放的人是她的本我。因为事实上,鸥洋与赵无极在本质是大不相同的,尽管鸥洋的作品也有着与赵无极相似的东方情调。赵无极是在欧洲现代艺术的环境中,在抽象艺术已成为学院化的主流样式的条件下,通过对东方样式的搬用,丰富了抽象艺术的语言。鸥洋则是有着长时期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经验,她想走出现实主义的遮蔽,进人自由的创作境界。也正是在这种区别之下,鸥洋才没有完全接受赵无极的样式,她接受的是东方意象的观念,实现的是自己的语言。

鸥洋的艺术对具象的形象有一种依赖性,在她的现实主义阶段,形式的创造是在潜意识中从形象的遮蔽理隐现出来,在她的意象绘画中,这种关系被颠倒过来。形式的外化仍然依赖于形象的暗示,她从来没有进入完全的抽象,她的形式上的追求也不是一种理性的设定,而是日常经验的感觉形式。在这儿,日常经验不是指具体的日常生活,是她作为日常生活的人的精伸状态,她的人格和性格、她的心理与情感、她的幻想与凝思,当然也包括她的思想方式与行为方式。如果这种气质与形式实现了统一,那就是从人的本性中自然生发出来的形式,鸥洋的意象给人的正是这种感觉。形象在她的画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最动人的是那些花的意象。即使有些画面已近乎抽象,但仍能感觉到它的存在。花在这儿是一种人格化的象征,在某种意义上,鸥洋也是通过这种心灵的意象才可能实现形式的自由。鸥洋的《自然之女系列》以人作为形式的媒介,显然不如花的意象那么动人,尽管前者在形式上具有同样的完美。如果我们跨越一个时空,把她的花的意象与她在70年代的水墨画相比较,会有同种惊人的相似,都有着那种空灵境界的感觉。不同的是,前者顽强地从题材的桎梏下表现出来,后者则是从自我的本色中发生出来。那流动的线条、舒展的笔触、跳跃的飞白、重色与浅色的明快对比,构成了一个梦幻般的诗化世界,它时而象低吟浅唱,时而象纵情抒怀。尤其是她的近期作品《童谣系列》仿佛是梦境中的记忆,那些略带稚拙的形象与笔触完全展露出艺术家仍然不灭的艺术童心。

鸥洋一辈子都保持着这种艺术的真诚与纯朴,在她的后期创作中则实现了艺术与人格的统一,当我们面对着她一生都追求的纯粹语言时,仿佛也面对着纯粹的人格与人生。

1999年于北京(易英----艺术评论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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