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三位研究员于元旦在《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关于《功甫帖》的研究报告后，记者即与另一方当事人刘益谦联系，他以还没读文章为由，谢绝采访。昨日下午，刘益谦向记者传来了他的第三份声明《回归学术回归理性》。

刘益谦的这份声明强调“让原本应该以学术方法辨析的疑义回归学术，让原本应该以理性方式解决的问题回归理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打着学术旗号的动机不纯的行为可以被原谅，否则会给我们的文化生态造成更大的伤害。”

刘益谦说：“《中国文物报》刊登的‘研究成果’却是以三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的，而且是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的两篇文章。由尽人皆知的官方表态转变为煞有介事的个人论文，且不管是上博高深莫测的应对策略，还是研究员们自作主张之后的往回找补，无论如何，‘研究成果’终于面世了。对此，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不无担忧。”

刘益谦指出：“从这两篇文章来看，单国霖研究员认为‘安崎著录的可能即是此墨迹’，也就是主张《功甫帖》是清初以前的仿本；而钟银兰、凌利中研究员则坚持此帖是清末依据石刻拓本‘双钩填墨’的观点。这两种观点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也是需要进行完全不同层面的学术论证的。”

刘益谦说：“这三位研究员其中两位是已经退休的老资格研究员，一位是身为‘书画研究部’副主任的少壮研究员，他们以个人名义亮出了他们的底牌，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代表上博书画方面的研究水平，至少文章是不能欺世的，接下来我所要做的就是等待苏富比方面的学术论证，并结合其他相关专家的学术观点，得出综合的评判。我相信，在这个领域并不缺乏真正高水平的明眼人，会出于学术的公心发表公正的、严谨的、详细的言论，我期待着。”

刘益谦认为：“上博的三位研究员，不顾个人的职务身份可能带来的误解，在自身的学术观点都未能统一的前提下，就在大众媒体上以官方名义发表最简单粗暴的‘双钩填墨’结论，这不仅会给你们供职的上海博物馆带来名誉的损害，更是有依仗职务便利博取眼球的嫌疑，同时也误导了热心传统文化的广大民众，使他们形成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难道不是一种‘惑人耳目’行为吗？这绝非‘恪守职业道德’的‘公共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所能做的和敢做的。至于你们这种只图一时之快的贸然行为对我本人所带来的伤害，经历了这个岁末的纷扰，我已身心俱疲，其中的压力和委屈难以言表，因此我保留通过各种(包括法律)途径追究责任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