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4日，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被组织调查。倪发科案极具代表性的“雅贿”现象也在“官场”中不断膨胀。

几年前的文强案、慕绥新案以及邹建新案，他们的房子宛如一座座私人博物馆，范曾的字、齐白石的画、法国的19世纪座钟、乾隆年的花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也难怪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曾经断言：“不怕什么法律条文、规章制度，就怕领导干部没有兴趣爱好。”

附庸风雅之心，人人有之。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太过赤裸直白，而名家字画、珍奇古玩、周鼎宋瓷等恰巧将受贿的过程“洗白”。这样一来，送的人坦然，收的人风雅。肮脏的行贿受贿，就被遮蔽在貌似文人雅趣的烟幕里。而这样的行为也得了一个十分别致的称谓：雅贿。

在中国，雅贿的历史由来已久，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究其源头，至少可以追溯至汉代。在汉元帝时代，宫女们不惜花费重金贿赂画工以求美貌。此故事可谓雅贿的源头。

到了明代，雅贿发挥到了极致。嘉靖时，严嵩官居首辅，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和儿子严世藩都雅好书画，于是下级官吏便穷搜宇内，投其所好。后来，严家被籍没，共抄出墨刻法帖三百五十八轴（册），古今名画手卷册页三千二百零一轴（卷、册）。

到了清朝，大贪官和珅家中的古董珍玩、名人字画竟然比皇宫还多。嘉庆皇帝抄和珅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十八年的全国赋税收入，当时大街上到处流传儿歌：“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据《和珅犯罪全案档》记载，和珅仅所贪贿的各类名砚就达720余方。

收藏家马未都一生鉴宝无数，谈及“雅贿”，叹息不已：“古代即便是‘雅贿’，也跟现在有很大不同。那时候‘雅贿’的收受者还多是科举出身，是真正的文雅之士，如严嵩父子都是大才子，张居正、左宗棠就更不用说了。而今收受‘雅贿’的官员，我超级怀疑他们没几个人能明白文物珠宝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古代收藏家里边，官员占大多数，他们是真喜欢，真懂行，送的东西也是实打实的。而且珍品都是双向流动的，官员会将藏品赏给有功之下属，不像现在艺术品只会往上游涌。”

相比古人，今人的雅贿操作起来手法可谓千奇百怪。

手法1：以假当真

如果不是因为东窗事发，刘志军的那幅张大千的赝品图，说不定现在正静静地躺在另一位官员的收藏室里，等待下一位送礼者做局高价买下。官员把假古董假字画放在古玩店代售，送礼者再以真品价格买下。其实送礼人和收礼人早就心知肚明，都知道是赝品，送礼人也会告诉收礼人，什么时候、到哪家店去把这个东西卖出去，价格大概多少。这个流程三方都清清楚楚，在这里假古董、假字画已经变成了一种道具，是一种变相送钱的方式。不过是古玩店多赚了几次手续费而已。

手法2：以真作假

 行贿者将一件古玩真品或一幅名人字画真迹放在古玩店，由店主以赝品的价格低价卖给某位官员。官员再抽时机将真东西倒手卖出套现，整个过程就完成了。不少收受贵重古玩的官员，之所以敢收价值几百万元的古玩，而不敢收几百万元的现金，原因就在于古玩真假难辨，一旦东窗事发，还可狡辩“以为是赝品”。

手法3：瞒天过海

除了直接从古玩店买进卖出的方式外，“雅贿”另一个更为光明和公开的方式，就是通过拍卖行公开拍卖。看起来很神秘的拍卖过程，其实流程并不复杂。最常见的一种方式是送礼人把一件文物，通常是不值钱的赝品，通过熟人获得专家或鉴定机构的鉴定书，再和拍卖行“合作”把它当作真品拿上拍卖会。关键的一个步骤是，送礼人会把这个赝品的产权确定为收礼人的，再找另外一个人把它以真品的价格拍下来，对拍卖行当然要给好处费，而收礼人就貌似合法地获得了一大笔拍卖款。

畅销官场小说作家浮石，在其成名作《青瓷》中，形象地描绘了这一类雅贿背后的猫腻。

正如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调调被嘲笑为狡辩一样，“雅贿”照样是贿赂，官员借附庸风雅之名，存规避风险之心。虽然在铜臭上喷了香水，但本质仍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好船者溺，好骑者堕，君子各以所好为祸”。这个道理，由古而今，从未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