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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传统然后理解自己(图)

2014-01-22 08:30 文章来源:美术报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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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友宪满中庭360×1160cm2013年

靳卫红:我一直觉得你的作品有当代性,作为学生,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西方现代意识从你那儿来的。

张友宪:我的老师董欣宾,他很早就觉得我骨子里有“洋”的东西。我对西方的艺术肯定是喜欢的,毕业后受时代影响,也画过很多追求变形的作品。直到1987年在上海看到海上画派的展览,吴昌硕、虚谷、任伯年等,我觉得还是应该重视传统。这样我就回过头来画《聊斋》(以聊斋故事作为主题),发现自己对传统的理解还是有问题,并没有真正把握传统,就去画竹子,芭蕉,开始通过写生理解传统。其实理解传统最重要的是理解中国传统的用笔内涵。

 

 

靳卫红:是啊,上世纪80年代美术创作刚开始反思,那时候速度和现在也不一样,不像现在这么快。从现实主义走向现代主义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模糊不清的一个阶段。你又重返写生,在写生过程中是不是也会对自己提出一些问题?

张友宪:问题有很多,我们过去的理解传统,从范式上讲是通过临摹古人。我们以前有过素描、国画的写生,其实是学习西方后觉得喜欢传统才深入的。然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想深入传统,但是《聊斋》【1】展览后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一旦想明白,才有烧了3000张画的事情。像吴昌硕、齐白石这样的前辈大师,他们对传统的理解已经很好了,但与古人讲的所谓的“传统”仍有距离。比如书画紧密结合地来描写对象,元人是达到了最高峰。而吴昌硕、齐白石的作品跟他们比都不是好画,至少是没有把这非常当一回事地来认真地研究过。

靳卫红:这里我们注意到传统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我们究竟把它限制在一个什么样的范畴里?在我们今天谈话的狭义的定义里,我们说的传统应该指向文人画。从这个角度看,吴昌硕的用笔虽狠,但气息却是他所缺的。文人画最强调气息,不知道我理解你说的传统对不对?

张友宪:对。我发现这个问题后,感觉画竹是我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书画同源”,我意识到以书入画,书和画相融相合最好的例子就是墨竹,故元人多为画竹高手。真草隶篆的用笔方法可以直接导入墨竹,由墨竹入手探究文人画的用笔,应该可以日渐深入其内涵。

靳卫红:不知你记得吗?很多年前你给我看过一张临吴镇的竹子,那时你已经开始研究这个了。

张友宪:对。我是先临吴镇的《墨竹谱》,临了几千张,一张满意的都没有。竹子虽然形象上很简单,但我们是以过去画人物的能力来画竹子,并不会用笔。

 

 

靳卫红:我觉得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古人,无论“元四家”或是“明四家”,他们面对竹子脑子里的意象与我们的根本不同。就像我画一只锦鸡和赵佶的含义很不同。我可能理解五色所表达的意义,但这些意义在当前实际生活中是失效的。古人画梅、兰、竹、菊,总有一个文化的含义在里边,因此也会人格化地将这些东西放置在不同的环境里。比如,岁寒、霜这些比喻人生的困苦之境,也传递不同的气息给我们。我想知道,你画竹子,有没有遇到这种文化情境改变的影响,也改变了你看这些竹子的思想?

张友宪:你说的气息是由于文化带来的。现代的艺术家受时代的影响,集成的文化气息肯定和元朝人是不一样的。这种绝对不一样,是最后通过作品表达出来的。不过我从画竹子中真正体会到赵孟頫讲的“用笔千古不易”。我的造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简单的竹子,画了几千张都不满意,就是因为不会用笔,而元代的画家将正楷、草书、隶属、篆书完全和竹子融在一起,这个融在一起的东西就是中国画的用笔。画中国画的人如果不突破这一关,很难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

靳卫红:用笔首先是技术层面的问题,到一定程度就是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关系转换起来是非常微妙的。

张友宪:而且出发点也非常关键。我当时有一个志向,我觉得一个画家不应该老是做横向比较,最好的态度应该是做纵向比较。

靳卫红:我十分好奇你从传统里挑了哪一个要干掉他?

张友宪:并不是要干掉谁。比如刚才讲的吴昌硕和齐白石,我觉得他们在竹子里边没有好好下过这种工夫。并不是说他们用笔不好,但至少以元人的标准来看,他们的用笔是有问题的。

 

 

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始终谈到一个问题,一个是一般绘画,比如形的问题,任何绘画都逃不掉,需要这种一般的本事。而且这种一般绘画的能力越强越好。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再加上自己从事的画种的最显著特点。比如一个画油画的人,如果不好好研究色彩,到最后一定是有遗憾的,这就是从一般的绘画上升到特殊的绘画。时代也好、气息也好、文化也好,艺术家最后只有通过作品把它呈现出来,如果有短板,总是有缺陷的。

靳卫红:这个短板也表现出每个人所处的时代局限性。

张友宪:时代的局限性肯定是有的,因为你毕竟在历史上走过来,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好的东西,你在当时的时代当然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后人是把几个时代放在一起来看的。

靳卫红:对。上次我们一起参加的“新金陵画派”的研讨会上,我听了太多对那个时代的原谅的话语。我理解那是个没有自由的时代,但我想说的是,以后的人不会管你面临过什么样的困境,有什么历史原因你没弄好,大家只会把你纳入到一个系统里边,纵向地比,来看哪个是好的。

张友宪:对。从他们的画册里可以看得很明显,比如说傅抱石跟亚明的作品,傅抱石的画整体是和谐的;亚明的经常会断,画得好的时候才对,不好的时候总是有脱节。

靳卫红:傅抱石还是一个时代最好的画家,他一个人是一个时代,放在一个画派里委屈了他,还是整体的修养跟艺术天分结合得好。你在画的时候考虑新跟旧的问题吗?

张友宪:从来不考虑。

靳卫红:我也觉得这个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你长在这个时代的树上,结出来的东西就不会是跟这个时代无关的。

 

 

张友宪:比如“四王”,他们如此处心积虑地要去摹古,我们现在来看,连明朝都到不了,就是清人的东西。

靳卫红:摆脱开历史的一些过节,其实从“四王”处还是能看出当时的文化氛围、学术环境,有他们的时代感。

张友宪:脱离不了的,毕加索也有这个时代感。

靳卫红:我们看西方现代艺术,从表面上来看似的传统,但就连毕加索都没有离开过他的传统。

张友宪:离开传统的人最后一定是自食其果。我注意到当年忽略传统的一些画家也想加一点传统的东西进来,但比较可惜,已经来不及了。长期忽视了,手没有感觉了。这也还是涉及一般绘画与特殊绘画。一般的绘画需要一般的感觉,比如油画需要色彩,中国画需要用笔,版画需要用刀刻。但是具体到每个特殊画种的时候,还需要有特殊的感觉。我现在可以说,面对自然或者人物的时候,用笔、用墨和造型,在我的眼里已经出现了同构的东西。我非常有兴趣、有感觉、有激情地来表现一根线所体现的那个对象的姿态。甚至于讲整个自然的气息。这与中国画用笔一起,已经成为我同构的体验。这种体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靳卫红:我看现在的绘画风气是把制作当成了绘画目的。美术学院的学生大多数走在制作的路上,以为在一张画上花了时间价值就高了。应该要有人让他们明白,这不是绘画之道。

 

 

张友宪:因为制作能被社会接受,甚至也能得到评奖系统的表彰,他自己会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东西了。对于中国画的写意精神而言,必须掌握其“用笔”二字。

靳卫红:这得花工夫。一个真正好的画家,要么真的是非常有天赋,要么得碰到对的机会,有合适的人领路。

张友宪:我是比较幸运的。一方面有老师跟我讲这些,另一方面我自己也有这个兴趣。我早先发现画竹子的问题,发现吴昌硕、齐白石的问题,和董欣宾聊,他还专门为这个事画过画,他说我这个看法是对的。他把他过去跟秦古柳学的、自己体悟的一些用笔的精华都告诉了我,再加上他几次去看刘海粟,谈到的一些用笔的关键东西也转述给了我。受着这样的熏陶去审视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

靳卫红:你觉得面对一张白纸,有时候进入最佳的状态,你用语言能说出来吗?

张友宪:我写过一句话:“饱笔浓墨,直入生宣 ,乃心中最觉酣畅之时。”实际上我经常会面对一张白纸,进入虚空,不考虑要画一个人还是一块石头,直接纵笔,那感觉是非常愉快的。写意画的好处就是,这个墨上去以后它出现的形,给人反应。

靳卫红:它回应你。这是宣纸了不起的地方。油画是你给予它,而水墨还反过来给你。这些反应确实太了不起。

张友宪:用东晋顾恺之的说法叫“临见妙裁”,绝对是有道理的。尽管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大写意画,但从他的《论画》里头就能体悟到这样的美学。

 

 

靳卫红:现代主义、个人主义要求艺术里不断有创造和新意,所以,清以来,文化形态一直遭遇破坏,直到今天国人的文化认同变得越来越复杂,甚至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我们反得最多的是“四王”,以及“四王流风”。前几天我碰到一个研究清代诗学的人,他认为我们一直低估了清代诗学的高度,有一些诗人的成就是非常高的。他因此怀疑我们把清代的绘画也一样低估了。

张友宪:我觉得绘画也好、自然科学也好,有各自的高度和标准,艺术人文里的标准就是体现人的情感。某些东西没落了,这个行当里的人会拼命维护它的存在,但我认为从哲学观点来看事情是最容易看得清楚的,抓住根本的东西,其他的不要管。艺术就看它能不能体现情感。我在西班牙看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绘画的所有知识来面对它,第一个感觉是这张画不过如此。

靳卫红:一个政治题材的画,跟毕加索其他作品比较起来,不算最好的。

张友宪:毕加索的小的铜版画最好,线描很动人。我前一阵看了奥地利收藏的丢勒的素描作品,他专门练这种小弧线,他的技术语言太好了,完全是一种积累。我每天都用书法做一些记录,也有写丢勒的,写他的自画像风格与兴趣点,伴其一生一世。其作品皆小幅,最大者不过1米多长的横幅。今日画展动辄2米,所以画不在大小,也不在繁简,在美国我画了一张手卷写生,有5米长,分了好几天画完的。我画手卷是精研中国画传统笔墨的线条,美国的建筑、美国的风景也是可以用中国画来表现的。我画画走了这样一条路,根本不考虑土不土、洋不洋、新不新、旧不旧、奇不奇、怪不怪。

 

 

靳卫红:这些问题确实是多余的。不过,时代风潮你也不能忽略。

张友宪:这两年有人找到我早先画的芭蕉,拿过来叫我题上几个字。我觉得这样当代的绘画,题上几个字还不影响,但要是题一首诗感觉就不对。我当时没有用传统画芭蕉的方法,只是实实在在地画出自己看到的芭蕉的扭曲或者蓬勃。这就是写生的好处。

靳卫红:现代性确实有反日常习惯的要求,抛却日常,才有现代性。有的人面对自然却视而不见,而是用传统的笔墨套,这个也有问题。

张友宪:如果我们每画一张画看起来就像一张古画,这个是有问题的。一方面总是用已有的掌握的传统的方法,不能自由地表达自然对象;另一方面也不能进行自我的突破。我觉得一个作品应该是我画出来的,既不同于吴昌硕,也不同于齐白石,也不同于赵孟頫,但一看就知道是从传统中学来的,这才是有生命力、可以生长的东西。

靳卫红:我们又谈到了转换形态的老问题。人们常有妄念跳出窠臼,想建一个全新的系统。遗憾的是,我们离传统总是不够远。

张友宪:就是自自然然去画画,这一点看傅抱石最能体会。傅抱石自己讲他本来就画山水,不画人物。他是为了研究美术史的人物画的用线、造型才画一些人物,最后把人物画出来了。我们出发点是想做一个好的画家,这没有错,但应该回到人本来的地方,喜欢什么,特别有兴趣的是什么,去做这个。艺术的本质一定是超功利的,我就觉得这样好看就去画了,自己画得很愉快、很痛快,沉进去了,其他是不管的,最后出来了别人怎么看是另外一回事。

 

 

靳卫红:很多画家是预设了一种眼光,预设了别人的接受度;因此,绘画的个体要求变得很淡薄,甚至自己也意识不到了。

张友宪:这个问题很严重。像全国美展,有人得了金奖,大家一下子全都跟上去模仿,在这种功利的状况下想创作出好的作品是根本不可能的。

靳卫红:说起来好像只是一句话,实际上要有很强的自觉。

张友宪:我当时画芭蕉写生的时候,绝对是超功利的,当时不愁钱,就是想画画。开始是由临摹竹子转而到直接面对竹子写生,后来发现芭蕉好看,就一下子扑到芭蕉上,画了好几年。当然现在我每年都坚持写生,自觉状态很好。现在能不能再像当初那样画这些大画,在多年接触艺术市场的情况下仍然超功利,自己还真不敢说。我现在是将其作为一个挑战。

2013年7月15日

注释:

【1】1989年,“张友宪聊斋人物画展”在南京师范大学美术馆展出。

(本文录音由恒信雅达速记公司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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