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之谦的隶书则融《张迁碑》与《曹全碑》为一体，将《张迁碑》的质朴奔放、浑厚博大与《曹全碑》的典雅华美、俊秀温润加以融合，使这两种不同风格、不同结体和不同审美的古代经典在徐氏的笔下焕发出新的生机，形成了真率拙朴、典雅逸静的个人风格与面貌。他的许多隶书作品看似朴拙、简淡、平实，实际上却蕴含着无穷的美学价值，是人在生命系统中的真实流露，而这种美才是更接近生命本真的美，从而在无形之中焕发出一种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徐之谦的楷书融欧化褚，用笔刚劲峻拔，笔画方润整齐，结体开朗爽健，而又不失生动活泼，并巧妙地调和着静谧的风格，给人一种稳定、庄重的视觉效果。这种形式最适合严格意义上的楷书，结字的宽窄、长短不同的造型产生局部参差变化，使整齐一律而不呆板拘谨的楷书不会出现不和谐或单调之弊，给人的感受是静中有动、字中融情。观徐氏楷书，温润峻峭，工整不板，无不使人有一种纯自然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之感”跃然于纸上。

徐之谦的书法艺术并不单单追求金石气，而是在追求金石气的基础上融诸家帖学于一体，实现碑帖的融合。应当说，早在书体变迁的历史使命终结之后，历代书家在书风创新上的种种努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围绕着碑与帖的融合上展开。于是，笔法上的整合便成为创新的基本路径，书风上的千姿百态大都由此产生。如果说，碑帖融合和笔法整合的创新意识在宋代还不十分强烈和明显，那么到了元代，特别是明清之时，这种创新意识就表现得非常强烈了。而民国以降，许多学者、书法家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碑帖融合的路径，而且各有心得，各呈其貌，各自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这也可以证明碑帖融合是创新的必然选择。徐之谦的行书从传统碑学和帖学的勤奋实践中走出来，并闯出了一条新路。他以晋人为范，并通过汲取碑学的内笔法来突破帖学的局限，以改变行草书法的单薄滑浮，增加帖书的朴厚感。“融合碑帖、恣意古今”是徐之谦创作生活中的真实写照。纵观徐氏行书，其字里行间在传递着阳刚、雄浑、厚朴气息的同时，又演绎出书法的姿媚、飘逸和柔情的姿态，形成了一种纯淡婉丽、清雅挺健的个人风格面貌，可谓碑学与帖学结合的一种具有深远意义的探索。

徐之谦的草书则宗法“二王”，妍美流畅，法度严谨。其作品气势磅礴而不显张狂，流畅而不失法度，轻盈而不飘浮，轻重缓急、张弛虚实都达到了一定高度。他的书法中还蕴含着一股感人的文化韵味，充盈着一股用笔雄健大气、行气汪洋恣肆、墨色变化一任自然的感人力量。这种独特的书风既是对传统精华的继承，但又区别于古人，其鲜明的个性面貌则体现着他沉静的思考和文人情怀。他的草书还强调一种气势美，追求一种气势磅礴的浩然之气。这种气势之美既表现在章法上，也表现在结体上。既是风格之美，又是笔法之美；既有力量之美、运动之美，也有平静之美、祥和之美，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同时代的金石书法家那种金石有余、灵性不足的弊端，实现了书法、神韵俱佳的美学意蕴。

由于书法功力深厚，再加上天资勤奋，徐之谦一生创作甚丰。他在不同时期书写的各种条幅多达万余幅，其书法作品经常参加各种书画展览，并被收入《中国现代书法选》《现代书法选》等作品集，在日本出版的《明·清·现代中国之书展》《中国的旅行》等书刊也有介绍。他还结合各个时期的特点和要求，先后出版了《雷锋日记字帖》《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毛主席诗词三十九首》等字帖及作品集，既向人们展示了他艺术巅峰时期的代表作，又为书法爱好者提供了规范的教材，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由于徐之谦在中国书法界的成就、地位和影响，国家的许多重要建筑上都曾留下他的墨宝，如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十块浮雕的标题文字、詹天佑墓碑的碑文、北京宋庆龄故居的竖牌等。其书法不仅为群众所喜爱，老一代书法家如黄宾虹、郭沫若、赵朴初、启功等先生对其也评价很高。赵朴初在为徐之谦所书《革命导师语录》蝇头小楷字帖上题诗赞道：“徐翁多艺众所称，笔墨金石无不能。榜书曾见石门颂，篆刻时遇峄山文。老年精研作小字，力斗毫芒知用志。导师语录照古今，翁书宜亦堪传世。”对徐之谦书法艺术予以充分肯定。

徐之谦之所以在书法艺术上取得卓然的成就，与他的人生经历和个人的勤奋是分不开的。徐家世代务农，因家境清贫，徐之谦幼时仅读过三年私塾，母亲本欲让其务农，后从父意学艺。1920年经友人介绍，进北京文楷斋刻书处学徒。因自幼喜爱书法，此项工作恰与其志趣相投，工作起来十分勤奋。工作之余，他从临摹《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开始，朝夕用功，书艺进步很快。1921年秋，文楷斋经理发现徐之谦能写一手好字，便将其由刻工提升为书写，专门从事图章、篆刻戳记和诸体版本的书写工作。1923年，文楷斋在上海开设分店，经理将他调往上海，为著名藏书家蒋梦苹书写宋体字。在上海期间，他先后书写过仿宋体《松陵集》、明刻本《三国演义》、旧刻本《苍梧集》等百余万字及全套北宋体铅模。1927年，徐之谦调到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旧书部工作，补写百衲版《二十四史》，并为《宋史》《元史》《明史》及《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等书补写缺页和缺字。在商务印书馆，他接触到了各种字帖、印谱，为其提供了系统学习金石艺术的机会；并先后结识了黄宾虹、黄蔼农两位金石书法大家，与他们经常一起研究技艺，使他的书法、篆刻技艺又有了新的长进。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炮火将商务印书馆炸毁，徐之谦被困沪上，靠卖字、制印维持生计。1937年夏天，他赴南京荣宝斋重操旧业。不久，“七七事变”发生，时局动荡，无法工作，他即返回故里，以务农为生，苦度时光。十余年间，他在辛勤劳作之余从未放下手中的毛笔和刻刀，孜孜不倦地刻苦研习金石书法艺术。1951年4月，北京荣宝斋的经理得知徐之谦在原籍务农，就将他请回荣宝斋，安排在编辑科从事书法、篆刻工作。从此，这位饱经风霜的金石书法家生活始得安定，徐之谦自己也有了用武之地。经过三十余年的勤学苦练和孜孜不倦地刻苦研习金石书法艺术，徐之谦的金石书法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各种字体皆自成一家，在国内书法界名家中占有一席之地。

而在金石篆刻方面，作为西泠印社社员的徐之谦同样出类拔萃。他的篆刻作品法度严谨，结构端庄朴茂，笔力厚劲雅练，刀法刚健、使转自然。章法疏密得当，能险中求平、平中取巧，匠心独运。他的印作每于空灵之处着手，疏可走马、密不通风、大开大合的章法，向我们展示了他过人的艺术胆略；对于字法、刀法的运用他更是烂熟于心，常常出奇制胜，再现了其综合实力。翻开他的篆刻作品集，映入眼帘的是一方方具有思想性、开拓性、前瞻性的佳作，向观者阐释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审美思想及其在追求完美过程中的理想境界。近代著名金石书画家黄宾虹曾写下“吾友徐君之谦自北南游，闻见益广，功诣益纯，学古而不泥古，为艺林所共佩”之语，对徐之谦篆刻艺术备加赞誉。由于徐之谦的篆刻技艺精湛，周恩来、陆定一、肖劲光、刘宁一、谷牧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郭沫若、赵朴初、邓拓等社会名人的姓名章，都是由他精心篆刻的。许多国际友人更是喜欢徐老的治印艺术，如日本政治家西园寺公一先生每次来华必请徐之谦篆刻图章，当他年事已高不能亲自来华时，还经常让其子来京向徐老求印。徐老曾著有《钵盦印存》六集，部分作品登载在《革命胜迹印谱》《中国现代篆刻选》及日文版的《人民中国》等书刊上。

徐之谦晚年定居在阳坊镇西马坊村，每天除挥毫、治印之外，还热心传授书法、篆刻技艺。凡登门求教者，皆知无不言，诲人不倦，而且不图名利、不计报酬，培养出许多书法、篆刻新秀。1985年徐之谦因病逝世，享年82岁。这位近现代书法大家、篆刻家以他独具特色的金石书法和精湛的篆刻艺术，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为后世习书者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