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一书大约写作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按照时间推算，其中的《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一三七则，当约略完稿于70年代前后。1966年，钱穆从香港转到台湾定居，与大陆从此隔海而成陌路。钱锺书反观大陆文化大革命这个政治环境对读书人的深刻影响，再联想到钱穆当年为“未名湖”定名的往事，从木华《海赋》中拈出“未名若无”这句，不单申说自己的学术观点，其间深意，隐然有故人故时之思。

更让钱锺书先生痛心的或许还在于，钱穆到台湾定居的1966年，在中国文坛上有着重要影响的老舍先生，因不堪凌辱，于当年8月在未名湖投湖自尽。对钱锺书而言，钱公浮舟远渡，施公（老舍真名舒舍予）含悲投湖。这样的因缘牵合，岂是一个哲学问题所能道尽，钱锺书先生本人，于这个学术问题中生发的更多是自己难以明言的书生襟怀和时局幽愤。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关于二钱的交集和在学术问题上的差异，对于考证钱穆取名“未名湖”然后钱锺书阐释“未名若无”有所裨益。二钱皆出于无锡钱氏望族，此点无疑。钱穆与钱锺书父亲钱基博交往素厚，钱穆的《师友杂忆》中曾记录说钱穆经钱基博介绍到师范教书，由此跟钱基博成为同事，那时钱穆还很年轻，年纪大概在钱基博与钱钟书之间，钱穆小钱基博10多岁，而钱穆比起钱锺书大15岁。钱穆与钱氏父子非出于同宗，所以钱穆称钱基博为叔父，而钱基博则命儿子钱锺书尊称钱穆为叔父。

父命不能违，但钱锺书内心高傲，似乎并不认同这样的辈分指定。当年钱锺书以父亲之名，为钱穆的《国学大纲》序言代笔，已经在钱穆面前示以平辈身份，此为文坛佳话，但也足见钱锺书对这个辈分的不认同。后来，钱穆和钱锺书又同在西南联大任教，成为同族而兼同事关系。因此，这种同事关系，在学术问题上自然不必为尊者讳，1970年代，钱锺书在写作《管锥编》时，绝非毫无意识地从木华《海赋》中拈出“未名若无”来考证发凡，实有在学术上和同族钱穆一争短长的书生意气在内。是故，他坚持自己“知名而不知实”的观点，并藉由“未名若无”这句话来反推钱穆“知实而不知名”观点的谬误，但对于钱穆为“未名湖”取名的好坏，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并未明言，这个考证“未名湖”取名之所源以及命意的机会，就像一道幽微的光亮，只让少数人通过学术的曲径得以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