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仁涛像陆林汉绘

■——谈陈仁涛其人其事

陈仁涛是活跃于上世纪收藏界的一个奇人，他经藏的古代钱币富可敌国，奠定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基础；他经藏的古代书画除小部分回流外，大多散落在美、英各大博物馆。尽管藏品甚丰，但陈仁涛声名不彰，流传事迹又多附会，令人不胜唏嘘。

陈仁涛是活跃于上世纪收藏界的一个奇人，他经藏的古代钱币富可敌国，奠定了国家博物馆的馆藏基础；他经藏的古代书画除小部分回流外，大多散落在美、英各大博物馆。尽管藏品甚丰，但陈仁涛声名不彰，流传事迹又多附会，令人不胜唏嘘。与陈仁涛同辈的收藏家，似乎有个约定俗成的形象，在郑重先生笔下是这样的：

那穿着打扮神情，真可谓是旧帽遮颜，一旦落座，掏出翡翠鼻烟壶，捏上一撮鼻烟抹在鼻子下，或者向画家递上一根雪茄，然后就是谈古，或从怀中掏出一个袖珍卷子，或从包衣中拿出一本册页，或从竹编的提篮中拿出几件瓷器，或者展示一下系在腰带上的玉器，相对把玩，自嘲是“漏网之鱼”。随着日影西移，又掏出带有链条的怀表:该回家了，随后扬长而去。

 

吴镇《草亭诗意图卷》，左侧有陈仁涛长跋。 

然而，这种“遗老”形象与陈仁涛完全无关，不然怎么称之为“奇人”呢。他的奇，不仅奇在西装革履、作风新派，还奇在家世和财富来源的神秘。传闻陈仁涛的先人是上海滩著名的杨庆和银楼四大股东之一，但翻遍宁波帮在沪的资料也找不到一个籍贯年纪相仿的人物。生在浙江镇海的陈仁涛有个土得掉渣的原名“长庚”，又是从名不见经传的浙江斐迪专门学校毕业，我想他的祖辈是杨庆和银楼浙江某记的老板吧。作为浙商的后人，陈仁涛并未像刘承干、张葱玉那些收藏家那样“自幼嗜古”，而是继承了精明干练的商业头脑。业余时间，他喜欢摄影和写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华摄影》杂志上可以找到他的不少稿件。其中一幅摄影作品“赛马”，记录着跑马场里的影像，透露出这位洋场“小开”早年是个文艺青年。

几乎在一夜之间，陈仁涛成为收藏界的风云人物。1934年初，在好友张絅伯的介绍下，陈仁涛斥资十五万元从头寸周转不灵的方若手中购得方氏旧雨楼藏泉。当时钱币圈有“南张北方”之说，北方指的就是方若。轰动一时的交易背后是令人咋舌的资金。据吴湖帆日记所载，当时的明清古画价格仅仅百余元一幅而已。初涉收藏即砸下重金，陈仁涛的行事魄力可见一斑，当时的他不过而立之年。之后数年间，陈仁涛活跃于泉界，不但自己撰写泉谈，而且以赞助人身份组织出版和社团活动，最终被推举为中国泉币学社第二届社长。抗战后，古泉大王张叔驯避居美国，在财力方面已无人能与陈仁涛匹敌，故而流通珍泉大多为他所购。当时，张絅伯撰文写道：

陈子才智过人，雄心勃勃。即得方藏，意犹未足。近年所收钞版，钱范以及金银铜币，增益奚啻倍蓰，足为原藏生色。学识鉴别与时俱进，异日成就，未可限量。

在得到“世仅二品”的珍泉“国宝金匮直万”后，陈仁涛将斋号由“雪绿馆”改为“金匮室”。此时的“金匮室藏泉”已超越“南张”张叔驯所藏，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与一般收藏家“玩物丧志”不同，在泉界辉煌的十年恰是陈仁涛事业最鼎盛的时期。精明干练的他投资木业、棉纺、房地产，还和董浩云合资买船办跨国航运，生意越做越大。抗战时期能在上海将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免不了与汪伪走得有些近。在陈仁涛身兼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永兴房产公司，朱博泉和叶扶霄的名字都出现在董事名单中。看过金雄白《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的人应该对这两个名字不太陌生，他们都是成名已久的银行大佬，当时在汪伪政府出任金融要职。陈仁涛能得此二人青睐，其实力之深厚可见一斑。

 

1946年，朱博泉以通谋敌国罪等被判入狱，而此时的陈仁涛已经携眷迁居香港。这趟行程安排周密，因为金匮室所藏文物均编号装箱随行，包括体积颇大的战国青铜器和商代石造像等。这批文物中最著名的“金匮室藏泉”后来经郑振铎主持，由徐伯郊等“香港秘密收购小组”成员运作，于1953年回到祖国。由于档案未曾解密，个中细节舛讹颇多。近读《陈君葆日记全集》，记此事甚详，日记写道：

1952年9月19日星期五

与伯郊到东亚银行九楼一位姓胡的去谈了一会，目的是要替国家购买陈仁涛的一批古钱，他们商量了一过，结果仍要找一位姓金的来才能决定去看陈仁涛。这件事当中，也有多少技术上的困难，所以伯郊想到找我。第一，人民政府要买这一批东西，却又不能让物主知道是政府买，这样来抬高价钱，如果让我露面来作买家的代表人，陈仁涛便只能来暗中摸索了。这个方法可能有效。第二，里面购买外汇，一时款还未能汇到这里来，而这方面谈到交易也不得不也给陈以一笔款以坚定他的信心。同时他这批东西也是押了在银行里的，拿出来也要费手续，所以这事的结果是胡金才几个人先凑了五万元给陈仁涛，遂后又添了若干千，这样开始弄好了。然后五点多，胡金才陪同我到浅水湾去访陈仁涛。陈仁涛的一批东西大概是集南北方药雨、张叔驯两藏在一人手上，而又增了他自己所收罗的若干部分所成，计八箱，洋洋乎巨观哉！

看过他的古钱币和钱范等等后，时间已不早了，要统通看完了非一日不可办。于是我们又趁这个机会看了他所藏安阳出的石器时代的石像，这东西神态可掬，他曾索十万元，同时也看了他几件玉器和一幅巨龙与一幅米友仁山水，均神品也。

古钱币，他愿意以八十万售与国家，前索百贰十万。

回到家里已八点了，云卿诧异我到哪里去！

三天后，陈君葆在日记中又提到陈仁涛，他写道：

为伯郊奔走一天，他的事终于无成就。香港市面不好，银根短绌，“许多做生意都亏本”固为事实，但“为文化尽点力量”对生意佬讲也有点对牛弹琴！此外关于这类问题，也要眼界宽气魄大才能谈得上。那天老胡力称陈仁涛气魄大，的确不错。

晚上伯郊来，饭后才去，我更到绍基处去坐了一会。他把黄鹤山樵的《西郊草堂》顺便留在我这里。我顺便把它展开与云玉看了一会。

 

黄君坦题《溪山图》长跋，证明张大千曾将书画抵押于陈仁涛。

元任月山（仁发）的《张果老见唐明皇图》，在日本人手里，由张大千与江藤接洽，已以美金六千元购回来。

两则日记信息量极大，拈出两点详谈。其一是陈君葆等人表明“国家”身份后，陈仁涛当即同意以八十万元成交。然而此事拖沓一年，险些未办成，根本原因是卡在款项上。1953年3月27日，郑振铎致徐伯郊书信写道：

陈托张（絅伯）代为出售时，只索价港币七十万元(有函为证)，如今我们出了九十万元，可见陈之狡猾异常。你赴港时，只好推翻前议，以他从前所索之价为准。如不肯卖，只好暂搁一下。否则我们凭空多出了二十万，实在交代不过去，我们必须对人民负责……

 

此札收录在《郑振铎先生书信集》中，年份另据陈福康先生的考证改订。依照信中语气，徐伯郊似乎向郑振铎虚报了金额。相传徐大公子曾因经济问题挨批，当非空穴来风。此暂不作深论。单说陈仁涛深明大义的“半卖半捐”，却被郑振铎委以“狡猾异常”四字，实在有点委屈。

其二是日记所提的《西郊草堂》和《张果老见唐明皇图》，其实都是陈仁涛旧藏，只是陈君葆最初并不知晓。其实不止陈君葆，连耳聪目明的郑振铎方面也不知道陈仁涛藏有书画、碑帖精品，不然绝不会轻易放过他。关于以钱币收藏著称的陈仁涛是如何“改行”收藏书画的，不妨先看看他的自述：

余收藏古物，始于癸酉（1934年初）之岁；然多留意金石，希及书画。加之，其时宋元名迹，多在故宫；南中名家如狄平子、庞莱臣、张葱玉等又皆争驱竞爽，经营有年；而欧、美、日本挟其资力，竞争尤烈；既问津之莫从，遂移情而别属，势则然。及丙戌旅港，时事多艰；东北故宫之物，世家珍藏之宝，一时麇集岛上。二三年间，余所得董源、巨然、刘道士、孙知微等巨迹，下至历代杰构，并皆希世之瑰宝，前人一生寤寐求之所不可必得更不能毕得者，乃以天时地利之故，皆先后并萃于金匮，洵幸事而亦盛事也。

“移情而别属”说明陈仁涛早就属意书画收藏。1939年，他曾与张絅伯上门观赏张葱玉的藏画，结果被后者评为“俗而附风雅者”，这大概是他摸索书画门径之始。前几年嘉德秋拍的《江南乐土诗书画三绝》亦是陈仁涛在沪期间所收。当时他的藏品不多，故云“希及”。1950年前后，香港市面上的古代书画甚多且廉，陈仁涛曾于一天内购得董源《江山行旅图》、唐寅《西山草堂图》和徐幼文《吴兴清远图卷》。陆续来港的谭敬等人是陈仁涛生意场上的老相识，他们之间也有一些藏品流动。总之，到1952年10月，陈仁涛所藏书画已经洋洋大观，其中不乏宋元名迹。巧的是，为他藏品增色最多，为他提供“董源、巨然、刘道士、孙知微等巨迹”的人，正是洽购《张果老见唐明皇图》回流的张大千。

坊间张大千传记虽多至百种，但鲜及他和陈仁涛的关系。恰好借此机会详作勾稽。

1952年夏赴南美定居之前的三年间，张大千曾多次留寓香港。当时他一度经济困难，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中说其“曾以所藏古书画抵押借款度日”，并提到一件证物——黄君坦题《溪山图》长跋。跋文云：

此张氏大风堂旧物，大千寓港，需款孔亟，以顾闳中《夜宴》、董源《潇湘》并此巨然《溪山》三卷，浼陈芝町质于陈仁涛，许逾约将予收没，几至涉讼，率赖芝老斡旋，顾、董二图归大千，此则属之仁涛，以偿宿逋，了此一重公案。陈氏什袭有年，今其后人不辞远道，不避险阻，前来相让，以俪山居，不亦快哉。甡翁。

 

陈芝（芷）町（1897-1962）就是做过蒋介石总统府政务局长的陈方。当时他在香港当寓公，寄情书画，与陈仁涛颇有交往，后者处女作《金匮论古初集》的序言即出自其手。依照黄君坦的跋文，张大千和陈仁涛两人曾经“几至涉讼”；而在朱省斋笔下，两人“互以所藏巨然《流水松风图》与方方壶《武夷放棹图》相易，各偿所愿，皆大欢喜”，看来属于“不打不相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有一幅陈仁涛旧藏的《岸南双树图》，边绫上有张大千1951年2月所写的题跋，写道：

此倪高士真迹。庚申岁，予还蜀中省亲，购于渝州卢雪堂先生家。时余初收书画，以三千金得此，携至海上，先农髯师激赏之，且誉之曰：子年才弱冠，精鉴若此，吾门当大。遂以归先师心太平庵秘箧。先师归道山后亦二十年往矣。复获观于仁涛先生斋中。追思函丈曷深车过之感。

此跋增重之意显而易见，说明当时陈仁涛和张大千关系不错。无怪乎张大千的“并世无偶之绝品”（朱省斋语）《江山晚兴图》《湖山清晓图》等此后陆续归陈仁涛收藏。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其中分类最重的所谓董源《秋山行旅图》、巨然《江山晚兴图》都出自张大千本人手笔。甚至连去年上博“翰墨荟萃”展出的陈仁涛旧藏《溪山兰若图》，按徐邦达先生的鉴定意见也是张大千伪作。不过当事人并未在意。1955年2月，陈仁涛在香港艺术节上演讲“中国画坛的南宗三祖”，还将他收藏的这些董源、巨然图等一一展示。徐伯郊和陈君葆都参与策展工作，后者还为讲稿作英译。当天，陈君葆在日记中写道：

今晚陈仁涛的演讲，到的人也不少，约百余。我介绍了陈仁涛与林仰山，仁涛并选了一部《论古初集》与他。跟着，自然司各脱太太也希望得到一部了！

林仰山是英籍学者，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前些年他的藏书散出，这部《论古初集》归入鄙箧。赏鉴签名本之余，书中夹着《金匮论古二集》拟目一叶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原来陈仁涛曾计划以《金匮论古二集》之名印行他的书画藏品，但不知后来为何拆成《金匮论画》《金匮藏画集》和《金匮藏画评释》三部。其中《金匮论画》专收陈仁涛的鉴余随笔，而《金匮藏画评释》则是《金匮藏画集》中画作的详细文字著录和考订。这几种书，包括同年刊印的《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出版时间都在“香港秘密收购小组”解散之后，可能并非巧合。陈仁涛的《故宫已佚书画目校注》弁言写道：

是编乃余读故宫已佚书画诸目随手校注而成者。初意唯备不时参考，乃友好佥以是皆国家瑰宝，先民心力之所存，既有端绪，不宜独秘；应付剞劂，公之世人。余深韪之，因重加审订，凡两阅月而竣事。中如品目之考证，流转至溯源，真赝之鉴别，殊耗日力；从知校雠固不让于纂述也。

书中记载名迹去向极为详尽，大概非陈仁涛一人之功。如提到元人方从义《武夷放棹图》“现为香港徐氏所有，闻不久将流入国内”。香港徐氏指的就是徐伯郊，弁言中的“友好”很可能是他，当然也可能是陈仁涛在《金匮藏画评释》写到的收藏“黄子久溪山半幅”的“吾友容希白君”。关于陈仁涛与容庚的交往，尤其是相互委托买书之事，《容庚传》中多有披露，此不赘言。这里只说两人藏画结缘的事情。当时陈仁涛在香港购得一幅黄公望款画作，张大千定为真本，并题“浮岚暖翠”四字以为画名。而容庚得“黄子久溪山半幅”则在广州，据画家吴子玉回忆，容庚得画后十分得意，说“陈仁涛以近万元港币才得到手（《浮岚暖翠图》），我不外五十元”。1973年，谢稚柳先生给吴子玉写信，谈及此事，文云：

《金匮藏画（集）》我先前也有一册（吴子玉注，下同：陈仁涛氏之藏画册，日本印），然大都已不能记忆，其中尚能忆及者，则董源、巨然两图，具出于髯翁手（张大千伪笔，董源《溪山行旅图》轴及巨然《溪山兰若图》轴）。至于大痴的《浮岚暖翠》与容老（容庚教授）一图如出一辙，弟所见极是。我与容老相识，实自其所藏大痴画始，盖我题容老之大痴而后颇为人所非议，后得见《金匮》一图，始释然有自得意，思写一文，匆匆数十年迄未动笔。曾捡大痴并世所传本，无有在其七十岁前之笔，此何故？此二本均无款，均有南田题字，此不足奇，然南田所作之大痴，大都出于此二图之面目，则确认此为大痴真笔，已不复从我始。然此二图，实不及并世所传真本。则大痴七十以前之笔不复为人所重，盖有由矣，弟所论极有见地，乐为道其私意，又不知弟以为何如耳？……

 

《金匮藏画集》印制极少，国内见者寥寥，杨仁恺先生亦叹未见，谢老此册大概得自徐伯郊。在“金匮藏画”三部书中，《金匮藏画集》印制最精，其开本装帧与张大千《大风堂名迹》极为相似，同样出自日本便利堂的珂罗版，缎锦书皮并附有彩图，以今日的眼光亦属奢华。就在《金匮藏画集》刊行一年后，谢稚柳编订的《唐五代宋元名迹》在国内出版，书中收录了《湖山清晓图》《春江烟雨图》和《金英秋禽图卷》等几幅金匮室藏画。《金英秋禽图卷》为陈仁涛秘藏，并不见于《金匮藏画集》。陈仁涛与谢稚柳似无直接交往，这些照片的源头很可能是神通广大的张大千。因为那幅充满争议、张大千旧藏的董源《溪岸图》第一次公众亮相就是在《唐五代宋元名迹》上。

以谢老和张大千的关系，他说“董源、巨然两图具出于髯翁手”自然“一言九鼎”。但切莫因此以为陈仁涛鉴赏水平低下，是个被张大千骗得团团转的好事家。陈仁涛的鉴定重图像风格而轻款题著录，眼光颇为超前。他曾自述说：

余之收藏，规格凡五：一曰名迹之不见于著录而本身开门见山，识者千口一辞为真迹无疑者；二曰稀见著录而绝未见于图册者；三曰无款而风格可确指谁某者；四曰有款而实非原作，且可确指为某者；五曰大家代表之作足显示其风格，或出奇之作足突破其风格者。

以《湖山清晓图》为例，此轴曾有巨然款，隐在左山石间，但画风与传世巨然绝不相同，时人多疑之。而陈仁涛认为此画风格定出北宋大家，至于是否出自“刘道士”却不重要。又如曾被“南谢北徐”两大名家定为张大千伪造的《溪山兰若图》，经过海内外多位专家研究，如今已公认其为五代末到北宋间的作品。其实，谢老早在八十年代就推翻前议，将其收入《董源、巨然合集》之中。由此，不得不赞叹陈仁涛眼力之老辣，下手之果断。

说到这儿，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金匮藏画集》并未涵括陈仁涛的全部顶级藏品。对照《金匮论古二集》拟目，一些重要名迹并未在最后印成的画集中。这一点与张大千的《大风堂名迹》何其相似。其实，自庞虚斋印行书画藏品图录以来，这种画册都略带广告嫌疑，其中多少会收些普品、存疑甚至伪品。其中最夸张的，莫过于《金匮藏画集》和《大风堂名迹》出现了同一图案，但年代、作者完全不同的双胞胎画作。在笔者看来，张大千和陈仁涛的藏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背后还有更多的秘密有待发掘。1961年，张大千给台北的张目寒写了一封信，信中透露出些许信息。信文写道：

寒弟：兹有一事烦弟者，四年前兄以治目疾留居东京，已而南还巴西，遂将成都沦陷前带台之书画存于东京者全部携归，迨经纽约，因以一部分留下，以为每年皆须出外旅行，友朋门生往往借观。是以，前经美亦未取回，近顷门人方女士（方召麐），乃以之存卢芹斋之承继经理人卡洛处，不意因为香港陈仁涛有买卖往来涉嫌走私，有为大陆套取外汇可能，遂将存卡洛处书画扣押，兄所藏之十四件亦在其中。兄离巴西前曾得卡洛二函，兹将卡函及兄覆本寄弟一阅，其所要求者为在国内有人可以证明此十四件，并皆于一九五一年禁运以前带出者，又确系兄本人所藏者即可收回。

此信见于江西美术出版社《张大千至张目寒信札》，释文和点读略加修订。卡洛实为卢芹斋纽约公司的承继经理人。信中所述“陈仁涛有买卖往来涉嫌走私，有为大陆套取外汇可能”极为重要，同年的董浩云巴黎日记中亦载“大千大谈陈仁涛兄事，中国古画已被禁止输美”云云，可见张大千对于陈仁涛行藏的熟悉程度。关于陈仁涛是否曾为大陆套取外汇，尚待档案解密。但关于卖画给美国人却有迹可循，他自己也不避讳。在《金匮论画》中，他写道：

王叔明《惠麓小隐卷》见孙承泽《庚子消夏录》，为黄鹤传世名迹，当时已知剩半卷。为张珩所藏，印于《唐宋以来名画集》。丁亥春归余。此图风神俊爽，惟笔墨草草，有未尽处，当为初稿也。后让与犹太人某，厌其树叶稀疏，擅自增添，遂成佛头着粪。余闻之为悒悒者旬余，深觉有负山樵。故收藏不得其人，实为名迹之灾。

 

向来以为《韫辉斋藏唐宋以来名画集》所藏均流散海外，不想竟有部分留过香港。犹太人某，就是因《朝元仙仗图》和王季迁打过官司，朱省斋笔下“自名外国高江村之美国人侯氏（侯时塔）”。高居翰曾说侯时塔“对中国画的鉴赏独具慧眼”，此种慧眼不免令人哑然。不知道当时远在北京的张珩是否读过这条“黄鹤之灾”？但毫无疑问，《金匮室藏画集》他是用过的。六十年代初，编撰《木雁传真》的张珩，在抄录《金匮室藏画集》所收名迹的款题尺寸之余，写了如下评语：

（王蒙墨梅图轴）陈乃妄人，诸印大可厌。（1961年）

（孙知微江山行旅图卷）后归陈仁涛，盖印甚多。陈一俗贾而多收诸古物，有颇可观者。（1963年）

题记切中其病，因为陈仁涛喜欢在藏品上钤印，而且比较狂放。清初姜绍书曾说项元汴“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譬如石卫尉以明珠精馀聘得丽人，而虞其他适，则黥面记之，抑且遍黥其体，使无完肤，较蒙不洁之西子，更为酷烈矣”。传世孤本《神策军碑》上几乎遍及每页的陈仁涛印鉴也当得起这样的批评。然而考订名迹流传过程依赖题跋印鉴。今见吴镇《草亭诗意图卷》，有陈仁涛长跋论及此碑，其跋写道：

予求梅道人画二十年不可得，所见多赝鼎。即故宫所藏山水数轴都不可靠，传世真迹唯《渔夫图》《嘉禾八景》与此《草亭诗意》而已。壬辰十月十四日，余大病初愈，居家休养，（李）研山师忽持此图相赠，展卷披览，顿觉精神沛振，如服仙药。同日又得宋拓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及群玉堂藏真草千字文，皆海内孤本，一日得数宝，欣喜何如。书以志幸。

陈仁涛得到《神策军碑》之时，原来是1952年。前些年，国家博物馆的老专家丁瑜写过一篇《至臻至美的“郇斋”藏书回归记》，其中写道：

岁月如流，10年之后，陈氏“郇斋”再次售书的消息又传到北京。这时已是1963年，郑振铎局长在文化部副部长任职期间因公殉职。王冶秋继任文物局局长。王对古籍版本也是一位颇具真知灼见的专家，深知“郇斋”藏书的品级质量，因此对这批珍籍的流向十分关注。他及时报告国务院周恩来总理，在总理亲自过问下，依然请版本目录学专家赵万里南下接洽收购。赵在50年代洽购“郇斋”藏书时，已知陈氏在大陆尚有大量的清刊本及抄校本。因此提出全部收购的建议。由于种种原因，经过两年之久，最后只购到香港的旧拓碑帖7种、善本古籍18种。

1965年11月13日下午，这批珍籍运送到北京。

这批书籍碑帖虽仅有25种，但多为天壤间之至宝。……碑帖有：宋拓《蜀石经》、《二体石经》、《东海庙残碑》、《佛教遗经》、宋拓残帙《大观帖》和《绛帖》，以及海内外闻名的五代拓本《神策军碑》等。……

作为“郇斋”藏书的《神策军碑》之上，其实并无陈澄中一印，却有经手人徐伯郊的“伯郊过眼”。这种反差难免令人浮想联翩。莫非《神策军碑》并未“郇斋”经藏，而是借道回归？倘若如此，张葱玉对他的观感大概会好些吧。只可惜《木雁传真》在1963年已戛然而止，无从在字里行间探幽寻秘。其实说陈仁涛是“俗贾”有些过情，因为他为文化事业做过不少赔钱的事儿，比如出资创办《金匮论古综合刊》，支持“广东名家书画展览”活动等等。考虑到港大马鉴晚年与他结为儿女亲家等因素，说陈仁涛“中偏左”大概是不会错的。不然，左得可爱的陈君葆岂敢和他交往。从现有资料看，六十年代后期陈仁涛身体状况不佳，所以他对藏品都做了安排，回国无疑是第一考量。只是那个如火如荼“破四旧”的时代，谁又有心照看这些破玩意呢？1968年4月，陈君葆日记中忽然出现一个久违的名字。日记写道：

读报惊知陈仁涛于廿日病故于养和院，享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