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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女士的潇湘梦

2014-06-11 08:49 文章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rd,  分享到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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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部民国七年的小说,题为《潇湘梦初编》,作者署名湘州女史,共十四回。略谓,浙江女士戴礼,自幼立志不嫁人,及长,精研礼学,创办女校,才名远播。一夜,忽然做梦,竟嫁给郭立山为妻,女士“为之不悦久之”。孰料郭立山并非梦郎,而真有其人。他是湖南湘阴人,名宦郭嵩焘的族侄。立山仰慕女士已久,丧妻后,请人赴浙求亲。女士在遂初志与安天命之间纠缠良久,终于决定顺命,乃嫁入郭家。然而,女士入门,发现立山沉湎赌博,且与寡嫂有染,而缔姻的初衷亦非爱慕自己的才华,竟是贪图戴氏的家产。不多久,郭氏弟兄以谋夺家产不果,将女士与所产幼女逐出家门。

小说到这里就结束了。既题初编,想来应有续编,或是作者挖坑不填,或已完稿而未刊。不过,虽曰小说,却是真人真事;惟记载多歧,请择其可信者以为质言。

戴礼(1880-1935),字圣仪,浙江玉环人。先后从学于学者章梫与诗人陈衍,曾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郭立山(1870-1927),字仁甫,号复初,嵩焘族侄,光绪二十九年进士,三十三年授翰林编修,历任湖南中路师范学堂监督、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国文教习。看履历,可知二位皆是吾国教育界的先驱。

关于郭、戴缔婚,普通的记载,是这样写的:

戴礼秉性正一,不染妇女婀娜态度,性格刚强,举止豪放,谈吐尤健,平素家居,常喜策马驰骋。辛亥革命后,湖南郭立山慕其才名,浼章梫求婚,不远千里至玉环,就赘于戴家。婚后,礼与丈夫同往北京居住,并生有一女(陈书钊《戴礼女史事略》,载《玉环文史资料》第3辑,1987年)。

稍为文艺的记载,由清末著名御史赵炳麟撰写,云:

湘阴郭复初编修立山,精通礼学,善古今文,清退政后,守志不仕。有浙江玉环戴女士礼,亦感世道之日非,尝为诗云,何处容身女仲连;慕复初之为人,因章编修梫为媒介嫁之。女士自撰联云:北阙挂冠,愿结丝萝钦令节;西山偕隐,终餐薇蕨相孤忠(《柏岩感旧诗话》卷二)。

按,普通版本说凤求凰,文艺版本则谓女追男。世人俱知,到底是何种次序,对婚后生活各方处于何种地位,实有重要关系。幸好有陈衍版可以判断。他说:

(戴礼)年三十尚未适人,值前清革命,遂自命亡国遗民,必欲得一旧官僚而不事民国者而后嫁之(《石遗室诗话》卷二十八)。

 

 

陈衍是戴礼的老师,所述戴女士“必欲得一旧官僚而不事民国者而后嫁之”的心事,当属可信。那么,前揭小说的梦境,反映的正是戴女士这分心事,梦郎不必是郭立山,也可以是颜立山或梅立山,只要符合胜国遗民的条件即可。而郭立山先求婚,还是被求婚,也不再重要,因为他早具梦郎之身,又是新鳏,只待缘分到了,必能与江南才女在一起。兼之立山与章梫是好友,章梫是戴礼的老师,知道女弟子的宿愿,于是,联姻指数更要大幅提高。

然而重点在于天作之合为何决裂。陈衍另写了一个加强版,读之或能了然。他说,郭之于戴,固然慕其才,而亦爱其财(“耳礼名,又耳其家素封”),以此,才不远千里请媒人说合。戴之于郭,则误信其为“官人端人也”,一说即准。新人相见,男则“须髩半白”,女则“躯干若伟丈夫”,可能都有点儿失望。更令郭立山失望的则是,婚礼当夜,“遽询”新娘,奁田到底有几亩,新娘竟称奉欠。于是,既无奁田,再称赘婿,已无体统,只得勉强携妇回湘。抵家,郭立山心情大坏,“欲去之久矣”。终有一日,挑剔细故,谓戴礼不该邮寄所撰《大戴记集注》的校勘记,立山嗾使兄侄,对戴女士“拳脚交下”,打完,再扔到大门外。戴礼不能容于夫家,又无颜回娘家,“零丁流转入都,充女校教授”。对此,陈衍评曰“强暴”,并说:“立山,余识之,貌为朴诚,不谓其披猖至此也。”(《石遗室文三集·戴扬家传》)

所述若是事实,郭立山真是禽兽不如。不过,《戴礼女史事略》所记不同:

不久,郭立山因轻信旁人之毁谤和挑拔,竟然弃家潜走,因此有中道仳离之不幸事故。礼遭遗弃后,承姻戚马通伯荐充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后闻郭立山之母在湖南老家病故,礼乃披麻戴孝赴长沙奔丧,不意被郭立山拒之大门之外,万般无奈,只得卸下孝服,对天焚烧,不胜愤惋,携幼女南归蒲田。未几,幼女夭折,伤心穷愁,乃专心致志著书。

按,从常情论,戴女士被郭先生从浙江带到湖南再从湖南赶去北京,确实骇人听闻,而若双方皆在北京,郭先生逃回湖南,及至郭母逝世,戴女士赴湘奔丧,郭家闭门不纳,无奈再回北京,则正常多了。只是事实不尽符合常情,真相如何呢?

幸有郭立山的学生胡先骕,撰《京师大学堂师友记》,提到了这事。他回忆大学堂的名师,第一位写到的就是郭立山,谓郭老师是个大胖子,“著名之桐城文家也”,每上大课,总拿肚子顶住讲台一角,娓娓道来,令人印象深刻。只是口才不佳,又操“湘乡土音”(按立山为湘阴土著,似非湘乡音),虽以苏辙的文章为范文,“而言辞实不能发挥之”,听课学生并不能受益。而批改作文是郭老师的强项,当然,也太过强项了。最恨“矜才使气”的作文——拟于今日,或可以所谓“文化大散文”当之——见则痛加删削,“数百言之文,能存百十字则大幸矣”。近代文学名家,《江左十年目睹记》作者姚锡钧,当时也在班上,“为文极豪放,下笔千言不休”,只是得分从来不过三十,同学“每为之扼腕焉”。胡先骕最后提到老师的婚事,云:

先生继娶女经学家戴礼女士,以细故反目,竟至涉讼公庭,可称怨偶矣。然戴女士仍盛称先生之文,谓彼须数十句始能说明之事,先生十余言即敷陈详尽,自愧勿如云。其敬佩之情,有不能自已者。陈石遗先生在《石遗室诗话》中,为左袒戴女士而丑诋先生,殊不足尽信也。

显然,胡先骕在京,既见过郭立山,也见过戴礼,而对陈衍版郭戴婚变也明确表示不可信,并提供了郭戴闹上法庭的新信息。不过,谁敢定论他人的家事?因为,也有人认为篇首提到的小说,作者就是戴礼。若然,后边这些引文,实在是太幼稚了。虽然,鄙人仍不敢信从小说家言,只为佳偶转作怨偶而叹息。于此特作小清新,非欲恣意描画古人,只是希望人间的“西山偕隐”,能多一对,便多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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