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达自画像之一

弗里达·卡洛(FridaKahlo)1907-1954

弗里达1907年出生于墨西哥城，被公认为20世纪墨西哥先锋艺术及现代女性艺术家代表。她曾经声称自己的出生年份是1910，为了呼应1910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可见她的特立独行以及对祖国墨西哥的深厚感情。她的作品被墨西哥人看作是墨西哥文化的代表；被女性主义者当作是对女性生命体验的独特表达；同时，她还因为充满心理张力的自画像被超现实主义艺术家拥簇。1938年，法国诗人、超现实主义创始人安德烈·布勒东(AndréBreton)曾说她的作品是“缠绕在炸弹上的缎带”。然而，弗里达一直拒绝被归类为“超现实主义画家”，她曾说，“我从不画梦境，我画的都是我自己的现实。”

弗里达的一生非常坎坷，她从小饱受病痛折磨，18岁时更是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差点丧命，此后短暂的一生则是在病痛中度过。她一生中经过多达三十多次的手术，最终右腿膝盖以下还是必须截肢。弗里达曾和著名的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DiegoRivera)有过一段不稳定的婚姻，在情感纠葛中遭受了心灵的重创，并在1954年47岁时早逝。

正在罗马意大利总统府斯库德列展厅(ScuderiedelQuirinale)举办的弗里达·卡洛大型回顾展涵盖了弗里达的160幅油画和绘画作品，其中共有超过40幅精彩的肖像画和自画像，汇聚了来自墨西哥、欧洲和美国重要公共及私人收藏的作品。策展人HelgaPrignitz-Poda是一名艺术史学者，同时还是墨西哥艺术方面的独立策展人，此前曾参与主编过多部有关弗里达的著作。

整个展览分为两部分，分别在意大利总统府斯库德列展厅和热那亚总督府(PalazzoDucalediGenova)举行。前者着重于对弗里达个人和其时代艺术运动之间的联系，例如墨西哥先锋艺术运动Stridentism和超现实主义，而热那亚总督府的展览则更关注弗里达充满痛苦的私人生活，更是为观众揭开了她和丈夫迭戈·里维拉的情感故事。

此次展览的重点作品则是弗里达创作于1940年的著名《戴荆棘项链和蜂鸟的自画像》(Self-portraitwithThornNecklaceandHummingbird)，这幅画也是第一次在意大利展出。同时还有作于1926年的《穿天鹅绒裙子的自画像》(Self-portraitWearingaVelvetDress)，这幅画是弗里达19岁时为情人阿尔杰德罗·戈麦斯·亚历克斯(AlejandroGòmezArias)所作，画中修长的脖子体现了帕尔米贾尼诺(Parmigianino)和莫迪利亚尼(Modigliani)的美学思想。

展览以一系列素描及速写结束，包括1932年亨利·福特医院的速写(HenryFordHospital)，1950年起弗里达在石膏胸衣上的绘画，还有她病重时期的一些作品。展览还呈现了一系列精彩的照片，尤其是尼古拉斯·莫瑞(NickolasMuray)1939年在纽约拍的《白椅子上的弗里达》(FridaonWhiteBench)，这张照片后来成为《Vogue杂志》最著名的封面照片之一。

此次展览中，艺术家1946年至1954年间的日记呈现了艺术家对其最后岁月的真实记录。其中，弗里达曾写道，“我快乐地期盼着离去，希望再也不用回来”“双脚，我怎会需要它们，当我有翅膀可以飞翔”——可能支持了她最终自杀而死的揣测。弗里达的作品常常是个人精神世界和心理状态的体现。从小经历的病痛和长年卧于病榻上的孤独也影响了她的艺术风格，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何她的自画像如此之多，而且多数饱含一种禁锢之下的痛苦和煎熬。这些自画像中经常赤裸裸地露出身体上的伤口或是精神创伤的象征性符号。她曾这样解释道：“我画我自己是因为我一般都是一个人，我自己是我最了解的人。”

然而，弗里达的画作不仅仅反映了她自己的生活，同时充满了历史性和当代精神。她的作品能够让我们看出当时对墨西哥产生影响的许多重要文化运动，比如超现实主义和魔幻现实主义。因此，本次展览还选择了一些与弗里达的作品相关的同时代艺术家的作品，比如说她的丈夫迭戈·里维拉作于1943年著名的《娜塔莎·戈尔曼的画像》(PortraitofNatashaGelman)和他1930年画的弗里达的裸体画像。因为不羁的性格，弗里达对墨西哥的本土历史、民俗传统和身份认同进行了重新评估，从而发展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艺术表达方式，其中融合了她的自我表达和墨西哥文化中的语言、想象、色彩及符号。此次展览的主题就是展现弗里达通过不同时期的艺术语汇发展出的自我描绘，以及它们在传递图像、心理和文化意义上的重要性。

可以说，此次展览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全面了解艺术家生平和创作理念的机会，展览通过19部影像放映、9场学者讲座、4次专家导览不遗余力地尝试捕捉这位艺术家革命性的灵魂与笔下生动而复杂的个人、国家、以及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