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语录》是王季迁先生在绘画鉴赏方面的一部“口述历史”,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王先生对中国画笔墨气韵独到的认识。在解读历代画坛诸家的笔墨韵致和内涵时,王先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层次的参考。比如对董其昌的笔墨,王先生说:“他在组合深和浅、干和湿的方法中有一种幼稚的趣味,这是董其昌伟大的地方,他永远显得不成熟,也没有习气,直到最后都保有天真的本质。”又如对文征明的绘画,他认为文征明只是受到元代绘画思想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加了一些颜色和故事性,在笔墨上却没有任何的进步,文征明的绘画就像一种非常雅的装饰艺术”。宏观的绘画史上,王先生认为:“在西方画史上,我们可以说中古的宗教画等于我们的院体画,而从现代、从印象派开始,则相当于我们的文人画。”对绘画分品,王先生也认为“神”、“能”、“逸”三品足以定位画之本质。王先生独到的胜见遍布于此书,我们不必拘泥于王先生的个人观点,对于历代画家与绘画的认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胸臆和品评标准,王先生之所以专注于笔墨研究,来自于他经年鉴定古画的职业习惯,因此该书从头至尾都是围绕着笔墨进行论述,不涉及画家品格、文辞、德行等文人修持方面的内容。
王先生对笔墨表现出的“雅”、“俗”韵致看待得非常豁然:“画家老年的画趋向于‘俗’没什么稀奇。沈周、王翬晚年的作品就可以证明我所说的,的确比以前作品稍匠或俗。”因此在笔墨问题上,王先生并不把笔墨与作者的品格进行关联。正如徐女士问道:“似乎很多人都以为‘雅’和品德高尚有直接的关系。”王季迁先生依然是从笔墨角度去说:“不,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雅’不表示一定要有高尚的品德,一个雅人也许非常坏,品格并不好。董其昌的名声就很坏,因为他缺乏高尚的品格。”依王先生的观点,以人品论画品,或者以画品定人品都显得较为偏执,因为画家作品的质量会依据各种客观条件而具有很大差别,石守谦先生在《沈周的应酬画及其观众》一文中列举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允明《沈石田先生杂言》记载沈周曾言:“庸绘之人恳请者,岂欲为玩适,为知者赏,为子孙藏邪?不过卖钱用。使吾书画易事,而有微助于彼,吾何足靳邪!”由此可见,笔墨对判断绘画的真伪优劣的重要性。而王先生也深知绘画的雅俗不单是取决于笔墨。王先生说:“将笔墨看得这么重要,可能是不对的,会遏制很多的表现力和创造力;可是,仅因为表现,甚至是最高的表现而牺牲掉笔墨内在的趣味,我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牺牲。”我们应该达到中庸的地步,就是两者兼有的好画,以好笔墨来创造与表现内涵(笔墨里面的味道)。
跟随着王季迁先生对中国画诸家笔墨抒发独到的见解,会让我们对笔墨的内涵意味进行更多的体会,作为一部“口述历史”能够看到王先生个人对中国画认识的角度,虽然本书从头至尾都是从绘画的“笔墨”进行讨论,进而从“笔墨”气息的雅俗进行阐述,但是他品评绘画的独特角度,却是与个人的审美、眼界、学识、品格都息息相关。通过这部《画语录》,参照王先生一生的履历和行事的相关资料,去走进王先生的内心世界,研究他的审美观念与鉴赏经验如何形成,也许会别有意味。
以附录《吴湖帆先生与我》一文为例,王先生对恩师吴湖帆先生的性格、书法与绘画进行全方位的赞誉,而吴先生的另一位弟子陈巨来先生,在其《安持人物琐忆》的平生自述中,将恩师如何制假贩假、用一技之长怎样骗钱骗色等事情,全部述而不作地勾勒出来,还原出来更见本色和性情的吴湖帆先生。相对王先生对恩师的描述,出于为尊者讳而不涉及人物的臧否品评,所以他同样在品读绘画中,也仅止在笔墨上进行甄别品藻。也许是对于鉴赏家而言,以鉴别绘画的真伪和技艺的高下为主,画家的品格才情并不影响绘画优劣的判断。而陈巨来作为一名散淡闲适的艺术家,自然更多关注人物的品格心性与才情。脱离偶像崇拜的观念,更能还原人物本身的性情和品质。反观对近当代艺术家的评论,更多的理论家应该反省自己的笔触是否“涂脂抹粉”,自己的行为是否“巧言令色”。
中国画发展过程中,随着绘画的形式和笔墨的不断发展,品评的角度也在不断扩展,宋元时期尚可仅从绘画本身进行品藻,但明清以来文人们将中国画拓展成为诗书画印的整体构成,画家的品格德行在绘画品评中则凸显出重要性。关于人的品性与道德,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人格理论方面的研究中写道:人性生而具有,而非后天形成。它有一个本质的、内在的结构,该结构由种族内所有成员的内在潜能和价值构成。马斯洛认为人性生而具有,并非后天形成。王季迁先生在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时候也巧妙地说道:“你会发现有些人生来就极雅,而别人也许读了万卷书但最后仍然是俗的,这对绘画或任何事情来说都一样,换句话说,笔墨就是一个人内在天赋的一部分”。
无论是笔墨的意蕴还是个人的品德,碰巧都有“天生德于予”的理论与见解,暂不论对错,总之,如今能见到王先生毕生读画所获得的经验感受,也是每一个爱画之人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