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纷繁喧嚣的中国当代书坛，时时都会传来一声声刺耳的尖叫——肉麻吹捧者有之、意识盲从者有之、感官颠覆者有之、审美混淆者有之、矫情张扬者有之、思想偏激者有之、体格自恋者有之、认知浅薄者有之、夸张无度者有之、媚俗迎合者有之、权威伪善者有之……致使我们的每一次解读都会不由自主地陷入“失度”的尴尬当中。正是因为如此，军旅书法家王建勋先生营造的线条世界，才会使得笔者的眼球在平静中得以震颤，因为他是一位怀抱崇高审美理想的线条世界里的智者。

 

 

 

  在中国书法史上，千百年来积淀形成的森严法度，是众多的书法家锤炼线条的主线。他们遵守着这个“游戏规则”，固步自封者，未敢越雷池一步；思想激进者，居然全盘否定。因此，法度既是一个引人入胜的径路，同时也可能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枷锁。倘若能够在法度的世界，寻求到一个平衡的支点，那就可以称得上是智者了。王建勋先生的智慧之处，就是在森严法度当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任意进出的“门路”。从王建勋先生的书法作品当中，不难看出他对《张猛龙碑》、《张迁碑》等法帖的钟情和厚爱。他的书法初涉汉魏、晋唐，后追宋、明诸家。他真、草、隶、篆皆能，尤善行草和隶书。其篆刻，由战国古玺入，由秦汉出，兼及上古，又得时风时貌，字法严谨，章法得体，空灵简约，沉稳厚重，为世人所重。

 

 

 

 

  王建勋的书法非常注重线条技术手段的运用，在使转之间他总是以扎实无虚的中锋波磔替代通常意义上的转折。在运笔上，他总是习惯于在笔触的运动当中寻求节奏的变化。在结体上，他打破方整严谨的结字手段，在字形的正方、长方、乃至侧菱形的穿插运用上寻求作品整体的平衡。在王建勋的隶书作品当中可以清晰地分辨出，他对《张迁碑》、《乙瑛碑》乃至《西狭颂碑》的痕迹，可以说王建勋是一位传统法帖的继承者和叛逆者。他的隶书作品当中呈现出非常鲜明的隶书草化的倾向。线条在穿插之间寻求空间秩序的重新构成，在空间感的营造上他又着意让线条的变得质朴。不难判断，他的运笔速度相对于他临帖时的速度快了许多。但与众不同的是，他运笔速度的加快并未影响到笔墨与宣纸之间的渗化。因此，线条的质感仍然会显得十分劲挺和爽利。同时，这样的线条又呈现出许多金石的意味。相反，他篆刻作品当中的线条，又呈现出许多隶书草化的质感。这或许就是王建勋作为一个书法篆刻家与单纯书法家在线条构成上的本质区别吧。

 

 

 

  虽然，在当代书坛尝试用草书的笔墨韵味来书写隶书的书法家并不在少数。但是，像他这样高明的为数并不多。书写的畅快，大抵都是因为在“法度”的框架内，能够有所突破的快感。自古以来，书法家既试图突破、绕开、撕裂这个“框框”，又不甘于被这个“框框”束缚，并力图不断修改和完善这个“框框”。因此，书家们总是在逼仄的天地里挥洒着自己的艺术感悟。时至今日，中国书法的技术化水平在不断地提高。许多书法家沉迷其间，在“二王”、“晋唐”、“宋元”等经典的世界里游弋，然而过度的技术化是对艺术人文精神的压制。王建勋的书法的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强调技术性的同时，非常注重自我情绪的表达和艺术修养的完善。

 

 

 

  王建勋的行草书作品，体式非常开阔，他不纠缠于某一个小细节的技术性处理，他甚至于在许多关节、转折、承接的部分略去使转的运笔，线条在运动过程中的大量时间交给情绪宣泄。因此，他的作品厚重处力着千钧，空灵处虚怀若谷，映带牵连，成为线条疾缓浓淡的集合。此外，他还非常注重字块单元的组合。譬如，在他的立轴“白云深处有人家”中，他将一句话拆分为“白”、“云深”、“处有”、“人”、“家”等五个部分，并将行距拉开，为线条留出足够的想象空间，而为作品营造出了十分畅达的笔墨意境。同样的处理手段，还在他的许多作品当中出现。但，这并不是他进行字形空间处理的唯一手段。他篆刻作品非常注重“留红”与“留白”的和谐关系。譬如，在印章中，他的“留红”与“留白”非常大胆，并且他以此作为一种调节文字印章视觉重心的手段，把印面破残、文字穿插、位置营让等手段结合起来……总之，一切都是为印面的和谐服务。虽然，这些年来，中国篆刻界的创作重心出现了转移，战国古玺、秦汉凿铸、将军急就、砖瓦封泥、碑版镜铭……等等异彩纷呈。但是，他非常钟情于汉印文字的应用，这种规整、中正的体式恰恰印证了他宽厚质朴的为人。

 

 

 

   王建勋的书法篆刻艺术道路走得坚定而执着，有的时候甚至于走得非常固执。但是，他在线条的世界里是一位名副其实智者。他虽然师从康殷、凌士欣、王遐举、权希军、沈鹏、欧阳中石、王镛、李铎、张飙、邹德忠、李力生、孟繁锦等名声显赫的诸位先生，但是他从未盲从过一家面目。面对当代书法家大层面的性情上的没落、进取心上的故步自封、对古典的亵渎、技法上的墨守成规、布满荆棘和羁绊的体制以及政客的附庸风雅……我们相信，凭借他审美理想之智，厚道纯朴之德，王建勋的艺途将越走越宽。（王东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