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下，近百名报考沈阳音乐学院的合格考生家长已等待7天。尽管他们曾以下跪的方式苦苦表达诉求，但没有得到校方的任何实质回应。目前，沈阳音乐学院已经照常放假，所有校领导的手机均无人接听。辽宁省教育厅日前明确表示，由于沈阳音乐学院擅自违反教育部、辽宁省有关规定违规招生，这些考生未能被录取完全是由沈阳音乐学院造成的。（8月3日新华社）

   可以说，沈阳音乐学院招生违规，归根结底是教育与招生方面弊端所致，责任不在考生。沈阳音乐学院不严格遵守规定，私自承诺录取，其相关责任人理应从严追究纪律责任。而当地教育部门，在此次事件中亦负有不可推卸的监督责任。沈阳音乐学院敢在招生上越过规定，遵循惯性，说明教育部门专业考试环节的监管没有同步跟进，将违规行为制止于萌芽状态，或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后果的扩大。由此产生的后果，不应该由考生来承担。

   当然，事情并不是不遵守一纸规定那么简单，“下跪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制度内招生权力的冲突。艺术类招生属于自主招生的范畴，并且有别于其他“广谱性”高校的自主招生，考生在自主招生中失利，并不妨碍高考后作出次优的选择。艺术类考生几乎没有过多的选择余地，高考只能报考参加了专业测试且合格的几家院校，由于空间的局限性，他们事实上就限在于省内有限的艺术院校和其他院校的艺术专业。

   这个格局，一者使得艺术类的相关院校自主招生享有事实上的绝对主导权。独立而垄断的考试权，更易于衍生出庞大的利益链条，这在自主招生众多的腐败案例中早已得到证实。此个案到底有没有灰色利益链条值得探究。由艺术专业招生考试催生出来的培训与辅助经济，早就是公开的秘密，自己培训、自己组织考试、自己招生，如何逃得了瓜田李下的嫌疑？二者使得艺术院校更具“省域”特点，省外报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意味着这是一个特定的供求关系。正是因为如此，教育部门叫停省外招生计划调剂为省内计划，客观上导致了既定的利益链条普遍受损，这才是招生计划行政切割不被遵从的根本原因。

   “下跪门”是招生制度弊端的缩影。一方面学生高考录取的选择权被限制到了“阉割”的地步，家长下跪背后是不得不“一棵树上吊死”的悲哀；另一方面考试与招录一体，“裁判员”与“运动员”一身，使得利益被高度垄断，从而形成规则的掣肘。真正关上“下跪门”还是要改革招生制度，还考生以尊严。一方面，要加快完善考试与招生相分离的考试制度，如艺术类应建立全国统一规范的第三方考试机构，形成高校、教育与考生三方制衡的格局；另一方面，要扩大学生在高考的选择权，允许学生收到多所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实现高考的双向选择。